写在前面

“最勇敢的人，无疑是那些对自己面前的荣耀和危险有着最清晰的认识，并且不顾一切去迎接它的人。”——修昔底德

何川站在聚光灯下，手握话筒，诙谐而激情地讲述自己近年来攀登故事里那些难忘瞬间。

在过去5年里，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朋友们笑叹，何老师放飞自我了！

与此呼应，近年来，何川的野心也越来越赤裸裸地散发——仅仅过去5年，从布达拉峰北壁，到川口塔、菲茨罗伊、阿尔卑斯六大北壁、托雷锋，所有一流攀登者魂牵梦萦的big dream，在何川的梦想清单上被一一打勾：done。

从地理意义的高山走下，又站在世俗意义的高光中，尤记得去年远征六大北壁回国后的始祖鸟庆功宴上，惯以内敛、沉稳姿态示人的何川，少见地舒展嬉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被瑞士伯尔尼的河水泡发了，感受到了next level的快乐。

外人很难站在第三视角，感受他真实的心境。

2024年何川在肯道尔十周年嘉年华分享现场    图源：何川

我们总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里，写出不一样的何川。自23岁起走进户外攀岩，何川的攀登生涯刚好走过了23年，如今在他身上，有一种又平静又翻涌的强悍。

23年，何川将自己的攀登人生节奏拉得很长，很慢，他直言自己不是个能量很强的人，只有日复一日，细水长流，最终可以走得很远。

如今何川身上呈现的张力，来自于他过往生涯里极致的内推力的累加和回报。对观者而言，固然绚烂又深刻，但对于走过这漫长岁月的攀登者而言，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何川长了一张不露锋芒的脸，除了山上风霜日晒留下的痕迹，他安静站在那里时，人们很难看出他在世界最凌厉的山峰上，经历过什么。

但提到有意思的攀登经历时，某些时刻的温暖、憨厚，近年来还带上了些小狡黠的笑容，让人忍不住去揣测，他到底是如何在攀登23年后，仍保持这种纯粹和热情的状态？

在一项运动中，集体激情对于一个人的认知和情感投入的塑造，或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刻。

那是一个什么都缺，就不缺激情的年代。

从网络论坛里兴起的户外文化慢慢形成，2003年年底，身为网络工程师的攀登者伍鹏（自由的风），搭建起独属climber们的交流平台——“盗版岩与酒”。从户外论坛起步之后涉足户外运动的何川，在岩馆里没有体会到攀岩的甜头，终于来到北京密云的白河峡谷，就恰好与一段历史、一群最纯粹的年轻人相遇了。

何川（左）和队友“裂缝”（中）、伍鹏（右）一同攀岩    图源：何川

其中，对他攀登生涯影响最大的，便是王茁，一个在中国民间早期攀登历史中，鲜亮而重要的人物。

王茁是何川入门攀登的师傅，但他对何川最深远的影响，可能并非技术，而是精神态度。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大半时间都在一起攀登。王茁是北京广电总局的工程师，但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他都沉浸在训练、搜集攀登资料、盘装备和出门攀登中，恨不得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攀登这件事。

“他对这项运动的热情和执着，理论上决定了我后来的态度和认知，甚至决定了我把攀登放在自己生命中怎样的位置上。”何川说。

然而2004年年末，王茁在骆驼峰遇难。

两年，还不够一个攀登者学会克服恐惧，何川就不得不面对攀登相伴的痛，心里的热爱也过早地被解构。但也正是这场考验，从失去师傅、挚友和对攀登的信念后走出来的何川，重新选择攀登的心才更显珍贵。

2005年振作起来、恢复攀登的何川，接管了“白河攀岩基金”，后来几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开线、嗑线，在北京、郭亮等地开发100多条攀岩线路，在双桥沟攀爬了大批冰壁线路，包括“龙之涎”这条WI 6的路线，在各类攀冰比赛上站台。

从2003年到2013年的10年里，除了王茁离开的阵痛，何川沉浸在中国早期攀岩社区高浓度的热爱氛围中，相比于现在，那时的climber没有那么多思索，也没有那么多比较，只是遵循自己喜不喜欢的感受。

这群从千禧年初就开始聚在一起攀岩——工作日打工，周末可以睡在岩壁下、在小院里尽兴喝酒的狂热climber，构成了一个群体的情感共振。

何川在川口塔峰与搭档相拥    图源：ROCKER （王振）

当何川作为一个个体，卷入这个只以攀登为存在意义的漩涡中心时，后来的持久热爱，就不再需要外部动力。“只要开始爬，就发自内心的浑身愉悦”，何川过往很多次面对采访时，都作过类似表达。

高浓度的环境很早就塑造了他的反馈机制，那也许是潜藏在他意识深处的，“攀登—获得快感—继而追求更高”的闭环。

而那时的快乐越纯粹，日后他在更苦、更难、更黑暗的攀登绝境里，就越有底气。

什么样的人会为big wall（大岩壁）着迷？

大岩壁的压迫感，不只源于垂直攀爬的绝对高度，更在于这段距离中凝聚的极高强度的生理与心理双重考验。

顶住这种考验，要有野兽般的身体耐力，又得像神明般经得住苦到极致的煎熬。

同等，它回馈攀登者的，也是最高级的快乐。

何川在华南南壁    图源：ROCKER （王振）

早在2003年，何川接触攀岩才几个月时，他和白河岩友来到昆明西山，恰好王大、刘喜男、王二从西山大岩壁回来，还没从三百多米高的大岩壁上回过神的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起那些精彩故事，何川沉迷了。

一个初学者在技术上并不能接近任何一座大岩壁，但它第一次打开了作为攀登者的想象，就像习武者对顶级轻功的想象。

这种体验在7年后才被勉强打开一点。2010年，何川开始尝试高海拔大岩壁攀登，第一座，位于四姑娘山双桥沟的鲨鱼峰，520m，10段绳距，难度5.10b，但他和搭档两年尝试两次，都未能登顶。最后一次仅差50米。

鲨鱼峰他没再尝试，一个更狂野的念头在他心中疯长——布达拉峰北壁！一座此后近十年如宿命般与他纠缠的山峰。

布达拉峰    图源：ROCKER （王振）

何川与布达拉峰北壁真正的较量，开始于2013年。那一次他与搭档孙斌、裂缝止步于距离顶峰300米之处。

紧接着的2014年，何川与孙斌的攀登刚起步，噩耗便从山下传来：伍鹏殒命婆缪峰，自由的风止于山野，“盗版岩与酒”上又多了一份心中的怀念。

那些年，中国攀登圈里，好几位年轻的攀登者相继逝去。面对挚友伍鹏的离去，何川这次并没有消沉，只有更坚定的脚步，他们一起做过很多大梦，他要替他去看更高的风景。但这条路又是何其漫长和艰难。

了解何川攀登过往的人，都知道他这长达7年的、与一座山峰的死磕。布达拉峰北壁，凝结了何川关于痛苦、失败、极限拉扯的所有记忆、领悟与蜕变。

10年攀岩的技术打磨，加上7年布达拉峰死嗑，这里不得不提的是，何川独有一套“慢”理论。

“当你做一件事情，如果提升或前进速度特别快，那你的‘下降’就会来得越早。”在何川2020年以前的攀登中，他前进的步伐就是一条缓慢的曲线，而不是一个峰值与峰值间的跳跃。

但在这些自述中，不免有过于谦虚的成份。2012年的婆缪峰登顶，2015年的华山南壁solo（独攀），又怎么能说不是他的攀登生涯，甚至是中国民间攀登发展中的，一个个峰值呢。

从2013年开始，接连3年的失败，每一次失败对何川而言，都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即便失败了，他也有底气——大不了明年再来嘛。但山峰似乎决意要给他一场，炼狱级的考验与磨难，认为这才是攀登者该有的成人礼。

2017年，在距离顶峰还有200米的地方，突然，一个保护点失效脱落，何川直接冲坠七八米，胫骨粉碎性骨折。于是，这一年的攀登，最终在一种无法言说的艰险中黯然收场。

2017年何川在布达拉攀登受伤    图源：ROCKER （王振） 

如果说前3次失败后还有机会，这一次山神直接给他判了“死缓”，“不只是说攀登被终止了，甚至我的人生都要发生转变。”医生做出诊断，他不能再攀登，以后就连走路都困难。

可是对于勇敢者而言，“生活要么是一场大胆的冒险，要么什么都不是”（出自著名登山向导Lou Whittaker）。受伤之后的3年，“康复训练”成为何川生活里优先级最高的日常，康复的过程很折磨人，但可能是目标过于清晰，他没有受挫感，情绪正向，特别用力地去做康复这件事情，只为重返布达拉峰。

3年后，还是那个搭档孙斌——经历了如此多次失败，他们依然能够共同面对这座山峰，两人却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伤痛愈合后，何川好似脱胎换骨，就像倒下的树木突然长出新的枝芽，甚至比受伤前状态还要好。

一个完美的闭环，在3年前冲坠的难点，他稳稳攀过。

“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好到不能再好，我知道在这之后我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超越自我。”

2020年孙斌与何川在布达拉峰北壁    图源：ROCKER （王振）

如果没有2017年那场受伤，或许布达拉峰北壁的登顶，只是一次普通的攀登，每一步前进都理所当然，缺乏深刻的体悟。但受伤后重返山峰，却让之后的每一步都弥足珍贵。何川清晰感受到自己在不断超越过去的极限。

在刚结束不久的搜狐极限探索者大会上，何川特别谈起这段经历。他说，“（那次受伤的痛苦）现在一丁点儿都想不起来了，留下特别干净美好的回忆”。

这也正是登山的魅力所在，当你回味时，那种超越自我的成就感永远鲜活。

布达拉峰后，何川和世界一起沉寂了两年。

并不是什么都没做，他又回归了稳定的攀岩日常。大神口中的“沉寂”，是两年两条线，一条5.14A难度的“中国攀”，另一条5.14B的“辣米粉”。

全局地投入、死磕，何川喜欢这种沉浸的感觉，虽然苦，但是“自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变得更加强壮”。

辣米粉    图源：何川

爬“辣米粉”时，何川经常感到沮丧，有些难点如何尝试都过不去，手指关节痛的难以承受，他开始怀疑，是不是超过自己的身体极限了？

“可能这对我来说，就是不可能的事。”

面对看不到希望的事情，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权衡：到底是要放弃还是继续努力？

何川咽了一颗扶他林，选择扛下去。

《极限登山》中说，只有积累了大量的攀登经验，加上一丝不苟的自我分析，才能真正做到了解自己，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坚持、什么时候应该放弃，知道怎么对待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矛盾，知道如何保持头脑清醒、全神贯注投入攀登。

布达拉峰连续7年的失败，教会何川的，或许是如何优雅地摔进下一个起点。

每一阶段，他都在有意识地寻找新的攀登目标，推动自己向前走。在2023年何川出发川口塔峰时，他曾说，如果此行成功登顶，或许将是他的一个完美的大岩壁终结篇。结果显然不是。

不管是自己身上的好胜心，还是想要做点什么完成个人实现，“既然自己喜欢这个事儿，为什么不再做得极致一点？”

于是在2023年开始，过往20年的所有经验，就将何川推向了另一个更雄心勃勃的阶段。

何川与搭档祁柯铭    图源：何川

在外人眼里，何川这两年简直开了挂。川口塔峰、菲茨罗伊峰、六大北壁、托雷峰，随便拎一个出来，对于大多数中国攀登者，都是能吹一辈子的神级成就；完成任何一座，在中国攀登史上都是突破。

但实际上，在高光的背后，何川熬了许许多多心血。

这3年来的9座山峰，每一座真正去爬的时候，都各有各的艰难，甚至困难程度比出发前评估的还要大。六大北壁开始爬之前的十多天里，何川脑子里混杂着巨量的信息——线路细节、如何到达、怎样起步、如何转场，庞大的工程几乎烧干了何川的大脑CPU，他说自己脑子都快要宕机了。

迷茫，苦恼，即便是已有攀登纪录的海外经典山峰，语言障碍和信息壁垒存在，攀登仍然充满大量的未知和不确定性。而何川自我评价是属于忧患意识比较重的人，或者说作为远征攀登的队长，他总要担忧更多。

“我可能把这个事情太当真了——就是太严肃了。”

何川在欧洲攀登    图源：刘擎

中国登山的大发展，品牌的给力支持，在何川与搭档们的技术准备之外，的确是一股巨大推力，但又怎不是“诱人而危险”的压力。

他必须全情投入，做到极致，但又不能犯险，影响自己对于安全的清晰判断。就像《深潜女王》（Diving into the darkness）里所说，“你必须有为追求成功去接近极限的意志，但也要知道，何时回头”。

这些经验，都来自于过往20年——尤其是布达拉峰上连续7年的刻骨失败。“过去该犯的错误、该面对的困难，我们都面对了。所以，在川口塔峰和那些山峰上，当我们再面对类似的困难时，我们就不会失败。”

这是一个漫长的积累所形成的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机制，是2003年那个还被叫做“小河”的青年，神游在大神的描摹中，关于大岩壁所展开想象的最终实现。

2024年何川在肯道尔十周年嘉年华分享现场    图源：何川

攀登野心，从想象到谋划，再到实现，50%的前期决定了最终成败。当何川与搭档在六大北壁上攀爬起步时，后面的一切便明朗地展开了。这种感觉“简直不要太爽”，何川说。

那是一座完整的冰山，是何川与搭档们一场彻头彻尾的体验，露出水上的荣耀，和水下不为人知的深渊与暗流，他们都要亲历每一个环节。

这是很难的。但他讲述这个故事时，他想呈现的，正是这座冰山的全部。

“你怎么感受这两三年里巨大的、频繁的成功？”

事实上，当我们在成功前加上“巨大”这个形容词时，何川几乎是本能地抗拒，甚至带着几分惶恐。

这个词太大了，他说。

接连实现了多个大目标，何川坦言，自己确实难免膨胀爆炸。“膨胀”这个词的背后，也是一个成熟攀登者自我认知的课题。

“人生的进展体验不同，就会有不停地对自我认知的修正过程。”这种修正，或增或减。六大北壁曾是何川眼中不可能的任务，他的决心里也留有失败的空间，但最后，在他和搭档的努力下，这事成了，极限便又向前推进了一点。

何川在攀登托雷峰    图源：飞沙

何川对自身有着清醒的认知，也几番提到，他不是那种“能量很强”的人，更适合把一件事做久。只是恰好在当下，过去所有经验的沉淀，以及时代的福利，终于达成平衡，最终成就了这一系列可以称之为优雅、从容、精彩的攀登。

那么，接下来呢？当梦想山峰清单上，可以挑起斗志的目标一座一座减少，直到当我们问起——“你还想去看哪座山峰”，何川思索良久，也没给出一个令人振奋的、笃定的答案。

或许，是西藏藏东南那些未登峰，那里有太多意外的惊喜。

或许，他会将攀登的能量，分给对攀登社区的滋养。

何川在菲茨罗伊峰    图源：刘洋

总之，就像他说的，个人的挑战永远不会结束。攀登终究只是他和世界相处的载体、一种表达方式。埃德蒙·希拉里说，“你不必成为一个出色的英雄，只需做一个有足够动力实现雄心勃勃目标的普通人即可”。

何川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一种独特的人生解法：面对宏大的目标时，他以优雅从容、细水长流的姿态稳步推进，那是他的“长期主义”攀登哲学，在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

呵护自己赤子般的热爱，同时饱有持久的韧性，不失天真地继续“攀登”。我们希望这样的何川爬遍世界，实现自己的目标，无论大小。因为世界也需要看到他所展示的这种可能性：

一个人，不管是攀登还是做其它什么事儿，无论站到高处还是潜行深渊，若是能清醒地活成自己，就是巨大的人生成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