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父亲徐江雷影响，她自幼接触户外。
4岁，父母带她爬四姑娘山，发现她对高原适应良好。
12岁，她与父亲同攀四姑娘山，成功登顶海拔5025米的大峰，种下登顶珠峰的愿望。
15岁，她成功登顶海拔7000米的慕士塔格峰，拿下登珠峰资格的最后一关。
16岁，为攀登珠峰，她背负20公斤，反复训练；冲顶珠峰时，她在一起攀登的父亲因肺炎下撤的情况下，自己突发一只眼暂时失明和氧气瓶冻结的种种状况；历尽千难，最终成为当天首个登顶并看到珠峰日出的攀登者，更是珠峰南坡登顶最年轻的中国女性攀登者。当同龄人或在教室与试卷博弈，或流连于电子游戏，她已战胜极高海拔缺氧、悬崖、极寒，站上世界之巅。
成功登顶珠峰后，她没有躺平，17岁开始投入“7+2”全球攀登计划。
在她心里，攀登不是挑战，而是拓展，到达顶峰，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完攀一座座高峰，她用自己的方式，体验世界的辽阔与精彩。
这是一个少女在父亲支持和托举下，找寻人生方向的故事。
登顶珠峰对徐卓媛来说，是一个“觉醒时刻”。
2023年5月15日，年仅16岁的徐卓媛站在世界之巅，眼前的一切景象，显得那样遥远又近在咫尺。登顶之后，父亲的老师告诉她：“以后的人生，可能再也不会有比登珠峰更难的事情了。”
对于今年才18岁的徐卓媛来说，珠峰不是终点，只是她成长路上的一个节点。
“我现在还是个追光者。我现在走的每一步，都是在向前辈看齐，去追寻那种发光的力量，去实现那些曾经的梦想与计划。”对于她而言，登山并不只是一次体力的挑战，更是一场对勇气与意志的考验，给了她面对一切困难的勇气。这份勇气，将伴随她走向未来，走向更多的未知。
她把攀登看作是探索世界的过程。她喜欢在这个过程中，感知生命的渺小和伟大。
珠峰的日出
珠峰冲顶前夕，徐卓媛情绪很复杂，想象中的兴奋被担忧替代。
从到达大本营开始，父亲的状态就非常不好，高反与肺炎一起折磨他，让徐卓媛很不安。
肺水肿和脑水肿是常见的高原病，每年都有人因为这两个致命的症状而丧命。“我攀登珠峰那一年（2023年），大本营有50%以上的人都得了肺炎，全部都下撤回加德满都。营地里有一个国际医生，每年都会去大本营无偿救助患病的攀登者，但营地的条件非常有限，并不能解决我父亲的问题。”
整整一周时间，徐卓媛不停地劝父亲下撤。父亲不放心，觉得女儿年龄太小，在异国他乡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坚持要留在大本营。最终，直到意识模糊，父亲才被直升机救下山。
由此，徐卓媛才松了一口气。“他得到一个好的救治，我就可以安心登山了。”
父亲撤回加德满都的时候，徐卓媛和队友进入冰川，开始拉练。
“主要是爬升和一些路绳攀冰的技术训练。拉练后，我们就准备去C2营地了。”队伍的计划是到C2营地休整3天，让身体适应6500米的海拔，然后回撤到珠峰大本营，休整之后再冲顶。
到C2营地的第二天，徐卓媛所在的队伍遇到下撤的修路队。修路队告诉他们，天气特别不好，没能把路绳铺到山顶去。
原本的冲顶计划被迫取消，队伍打算在第三天下撤。可出乎意料的是，第三天又接到消息，说另一组修路队已经把路修到了顶峰。
所有人都没有犹豫，一致决定要抓住这个小窗口期，准备冲顶。
“南坡人太多了，很容易堵车。我们怕之后的大窗口期会出现堵车排队的情况，就决定在小窗口期冲顶。时间特别紧迫，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冲顶了。”
暴风雪从上午就开始刮，到了下午，整个山顶被冰雪吞没。刚出C2，爬升不到100米，徐卓媛的一只眼睛就突然失明——她的隐形眼镜被冻住，掉了出来。
狂风裹挟着雪粒，往她的眼睛里扫，轻微的刺痛感让她非常紧张。
周身的温度不断下降，氧气面罩也多次被冻住，徐卓媛的瞬间无法呼吸。她讲不了话，只能用力扯协作身上的绳子，用手示意他，自己无法呼吸。
“协作过来，看我的氧气管口是不是冻住了。冻住了以后需要赶紧拍散，晚一会儿就可能拍不开了。氧气一旦出现问题，冲顶就无望了。我们换氧气瓶的速度也必须快，因为暴风雪太大了，我们不敢停下脚步。一旦停下来，就有可能陷入失温的危险。”
在赫赫有名的希拉里台阶前，每一步都必须格外小心。
身体左侧是悬崖，右侧是一层由风卷着雪粒塑造成的雪墙。徐卓媛以为那雪墙是固定的，出于对坠崖的恐惧，她本能地将身体往右侧雪墙靠去，未曾想，雪墙竟如此脆弱，直接被她给顶了下去。
“路很窄，我们只能一只脚、一只脚地过，中间还连着路绳，跨距不能太大，但也不能太小。掌握不好这个距离就很容易卡在冰裂缝里，导致滑坠。”
这个由雪岩与冰岩交织的险境，生死之间只有一线之差。不仅是技术上的挑战，更是心灵的试炼。
尽管一路艰辛无比，2023年5月15日清晨，徐卓媛终于站上珠峰峰顶。而且，她是那天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也是所有攀登者中唯一一个看见珠峰日出的人——在她登顶之后，云层把日头遮挡个严严实实。
带着这份唯一看到珠峰日出的幸运，在短暂、被阳光照亮的时刻，各种思绪如潮水般涌来，徐卓媛也记不清自己在那一刻都想到些什么，只感觉自己如一只自由的鸟雀，在世界之巅舒展羽翼。
身心临近崩溃
珠峰登顶令人兴奋，而下撤则令人痛哭流涕。
登顶那天，徐卓媛在山顶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听到母亲因担心他们父女而抑制不住的哭声，她对母亲、对家产生了异常强烈的思念。
少男少女的情感，大多炙热浓烈。徐卓媛没跟其他人一样，选择在C2休整。她只想缩短下撤时间，赶紧回到大本营，再然后赶快回家，回到母亲身边。
但这也就意味着，她要在完全没有休息和睡眠的情况下，拖着疲累的身体，应对珠峰最艰难的路段之一——昆布冰川。
很多时候，徐卓媛需要依靠绳子把自己拉上雪壁，其体力消耗相当大。 图源：徐卓媛
那是徐卓媛所走过最崩溃的一段路。昆布冰川的寂静与广袤，几乎收割掉她所有的理智。巨大的冰川，无情地耸立在她四周。她在黑暗之中嚎啕大哭，眼泪被刺骨的冷风吹得结冰，心情和冰川一样沉重、冰冷。
夏尔巴协作看着痛哭的少女，好笑又无奈地问：“甘奇（音），你为什么要哭呢？”在整个队伍中，16岁的徐卓媛最小，所有的人都叫她“甘奇（音）”，在尼泊尔语里，这个词是“妹妹”的意思。
“太远了，走不到头了，你是不是带我走错了路？”她哭声里带着崩溃的绝望。
协作平静地看着徐卓媛：“没有走错路。”他说，声音和雪地中的风一样冷静，“营地的距离，不是你眼睛看到的那样。”
从高点已经看到营地的灯光，却在下一个高点发现，那个曾经清晰可见的目标其实远在天边。希望就这样，时而高高跃出冰面，时而又跌入一个新的冰坳。眼前只有头灯的微弱光亮，徐卓媛感觉自己像一个在黑暗中挣扎的小小光点，随时都会消失在无垠的雪域。
仿佛每一步都在拉长她和营地之间的距离，每一步都让她更加孤独。“so long, so long…”她不停地跟协作重复这句英文。
“那个时候，我在心里骂了自己一万遍，问自己为什么要来受这个苦。满脑子都是‘再也不登山了’。”
冲顶时，人往往有股“一定要成功登顶”的心劲儿支撑，全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但下撤时，心劲儿没了，疲惫感会像潮水一样将人吞没。“有70%的意外都发生在下撤过程中。我父亲登顶那年，有个国际队的队员在下撤的过程中，在营地休整。到营地的时候，一切都好，但第二天早上人就不行了。”
对事故的恐惧让徐卓媛精神紧绷，不敢有一丝懈怠，但浑身的疲惫又像巨石一样压在她身上，消磨着她的意志。在这样的拉扯中，徐卓媛感觉大脑已经快要停止运转，双腿像被控制的木偶一样，只能机械地迈着步。
她记得有一瞬间，坐在冰雪上，瞬间就陷入深度睡眠，幸亏协作将她拍醒。“昆布冰川已经没有营地了，人不能睡在昆布冰川里面，只能走，就硬走。自己做的决定，哭着也得走完。”
5月16日凌晨3点多，徐卓媛终于撤回珠峰大本营。此时，人已经到意识模糊的边缘。领队张伟冲过来，给了她一个很深的拥抱，然后，在营地的所有夏尔巴都围上来，一一拥抱她。“当时大家都很激动，不是登顶的那种激动，而是为能平安归来而激动。”
徐卓媛连支撑身体回到自己帐篷的体力都没有，就在公共休息帐的沙发上直接熟睡过去。“确实已经到极限了——那是我第一次对自己的极限有了一个认知。”
爱与成长
4岁起，徐卓媛就跟着父母去山里玩。父亲和朋友一起攀登四姑娘山大峰，她和母亲骑马去海拔4000多米的大本营。
同行的小伙伴高反严重，吵闹、哭喊个不停，父亲发现，小卓媛什么事儿都没有，还开心地到处奔跑。这让他意识到，女儿可能遗传到自己，对山野与高原有着天然的喜爱与适应。
12岁那年的夏天，徐卓媛再次来到四姑娘山大峰——这是她人生中登上的第一座雪山。爬升到海拔4800米处时，飘雪翩然而至，纷纷扬扬，让徐卓媛这个没怎么见过雪的南方孩子非常兴奋。
“我是湖南人，湖南那边12月份、1月份都不一定会下雪，夏天想看到雪更是不可能。那个时候真的太激动了，这也是我之后想要去攀登更多雪山的理由之一。”
徐卓媛的父亲徐江雷，是“湖南省登顶珠峰第一人”。徐卓媛从小到大的记忆里，家里墙上挂满了父亲拍摄的珠峰照片以及父亲登顶时的照片。她一岁的生日礼物，是父亲登顶珠峰时使用过的氧气瓶，两岁时的生日礼物，则是那支在父亲手中传递过的奥运火炬。
对于徐卓媛来说，珠峰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它几乎已经贯穿她自幼年起的成长，成为镌刻在她人生路上的印记。
小学毕业那年，父亲送给徐卓媛的毕业礼物，是一趟穿越青藏线与川藏线的探险旅行。当徐卓媛站到珠峰大本营，她才真正触碰到这个绮梦的一角。
那天，天气不好，云雾缭绕，她未能亲眼目睹珠峰的壮丽。她问父亲，他当时登珠峰是不是就在此处。父亲摇头，说珠峰攀登者的大本营还要更深入一些，就在珠峰脚下，随时都可以看得到珠峰。
“那我以后一定要以攀登者的身份去，而不是游客的身份。”少女目光坚定，声音清脆、稚嫩却坚定。
至此，珠峰便成为她生命中不断跳跃的火种。
12岁的徐卓媛，在参加湖南卫视一档综艺时，向父亲宣告：18岁时，我要和你一起登珠峰。“小孩子说要去登珠峰，很少有人当真。幸运的是，我父亲没有把我说的话当玩笑，而是培养我从攀登5000米级别雪山开始‘阶梯式挑战’，进行专项训练，给我讲解高海拔攀登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2022年，15岁的徐卓媛终于迎来攀登8000米级别雪山前的最后一座试验塔——慕士塔格峰的攀登。这座海拔7546米的雪山，是她通往珠峰的“门票”。攀登成功后，她继续强化训练，每个月都会去川西或云南进行5000米级雪山的拉练，提前适应高海拔环境。
攀登珠峰要携带的装备很多，自背负的氧气罐一个就重达8斤，登山靴也很沉重，会快速消耗腿部力量，这都需要徐卓媛提前进行力量训练。
每天，徐卓媛要负重大约20公斤、两腿各绑3公斤的沙袋进行爬楼训练。为提升心肺功能，她还要进行长距离跑步3~10公里。另外还有游泳，深蹲、哑铃……每一滴汗水都在为珠峰之行铺路。
当同龄女孩子都过着正常的校园生活，她也曾有过对枯燥训练的厌倦，想要放弃。但又咬牙告诉自己，珠峰的路并非靠想就能实现，今天不付出努力，攀登珠峰时就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她的坚韧与努力，让父亲欣慰又感动。可落在母亲眼里，就化成心疼和担忧。
母亲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女儿会如此执着于攀登高山，尤其是珠峰这样极度危险的雪山。“我出发去攀登珠峰时，她不愿意去送我，因为她太担心，很难接受我走上那条路。”
徐卓媛是幸运的。面对孩子的坚定选择，母亲没有强势阻挠，她用一种强大又温柔的方式去理解女儿——自己陪伴女儿攀登一座山，亲眼去看女儿所看到的一切风景、体验女儿所热爱的世界。
在母亲提出要亲自陪她一起攀登时，徐卓媛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和不解。
虽然乞力马扎罗和厄尔布鲁士的海拔较低，并且相对安全，但徐卓媛依旧对母亲产生强烈的担忧。同时，她也意识到，母亲在面对自己登山计划时到底承受了多大的心理负担。
徐卓媛好像忘记了自己曾经在母亲面前坚持的模样，开始试图通过讲解登山的艰难，来让母亲放弃想法。“我跟她讲高反的困扰，告诉她爬山有多累；我还跟她讲山上条件艰苦，无法洗澡。”
明明有洁癖的母亲，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反而开始做体能训练，每天坚持跳绳7000多下，完全没有被徐卓媛劝退。
2024年元旦，母女俩一起登顶乞力马扎罗。攀登期间，母亲的膝盖因曾有过旧伤，肿胀得很大，人也出现一些高反症状，身体极度不适。但出于母亲的本能，她仍然在很多个瞬间下意识地照顾徐卓媛。
乞力马扎罗登顶成功，母亲在山顶嚎啕大哭。
“她是用尽了全力去陪我攀登，她的爱真的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徐卓媛说。“这可能是我们母女两人第一次彼此共情。”
2024年8月，作为给徐卓媛的18岁成人礼，母亲陪她攀登了厄尔布鲁士；今年，母女二人又攀登了玉珠峰。
“父亲给我规划和指导，母亲给我支持与爱护，他们是我非常坚实的后盾。”
从计划挑战珠峰，到成功登顶珠峰，迄今为止，网络上依然充斥着议论，认为徐卓媛是被父母“推”上珠峰，没有家庭托举，很难到达这样的高度。
徐卓媛觉得很有道理。“我非常幸运，家庭的确给了我很大助力。我更愿意把身边各种各样的言论、举动都转化为激励自己的动力。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可以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想，这也是一种宝贵的能力。”
也许，去除父亲自幼对徐卓媛的训练等家庭因素，16岁的徐卓媛站不上珠峰峰顶。“但26岁、36岁、46岁的徐卓媛会。梦想就是你会一直为之奋斗的事，不管有没有家庭的影响，我都一定会去做这件事。”
不去登山的日子里，徐卓媛开设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通过分享自己的登山经验，尤其是装备选择和入门指导，来帮助年轻人和新手避免攀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
未来，她有兴趣学习运动康复学和运动医学，为所热爱的运动贡献力量。徐卓媛希望自己的故事，能让更多人了解到登山这项运动背后需要付出的努力。也希望引导更多人走向自然，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牛人》是由中国探险产业行业协会创办的中国第一档探险家口述史视频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