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底，瑞典探险家斯文 · 赫定带队抵达北京，准备开启他的第四次中亚探险。
此前，他已经在新疆、西藏等地开展过3次探险活动，不仅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绘制了500多幅地图，更发现了著名的楼兰古城遗迹，收集到包括佉卢文和汉文文书在内的大量珍贵文物，并提出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的"罗布泊游移假说"。
此后，斯文 · 赫定还在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地理考察和测绘。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拟开辟从柏林经北京至上海的新航线，便出资委托斯文·赫定来中国探测此线路空中走廊的风向、风速、云团、暴风雪、沙尘暴等气象条件与地理、地质情况。
斯文 · 赫定的陆地考察计划也获得北洋政府批准，已年过花甲之年的他，对此行充满信心，摩拳擦掌，志在必得。
然而，事态并未按照斯文 · 赫定的预期开展。
一个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发起，中华图书馆协会、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清华学校研究院等十余家学术机构联合组建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给他的探险计划按下了暂停键。
01 中亚探险热潮下的文化掠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中亚地理考察的热潮，来自不同国家的探险家开始踏足中国这片神秘的土地。虽然这些探险活动，客观上填补了当时世界对中亚地理知识的空白。但是，其背后的真正推动力，是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地扩张的激烈角逐。
当时，一些外国个人或团队以探险、学术调查为名，组织大规模的远征队，深入中国腹地。他们通过欺骗甚至抢夺等强盗行径，大肆采集生物标本、矿产资源，盗窃壁画、石刻、经卷等珍贵文物，运出中国。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以英属印度官员身份，先后4次进入新疆、甘肃地区。他利用欺骗手段，以极低的代价从敦煌莫高窟看守手中，换走了藏经洞内超过万件的古代写本、绢画和刺绣，全部运往大英博物馆。
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凭借深厚的汉学功底，在藏经洞内工作3周，精挑细选了大量具有重要语言和历史价值的文献精品，其中包含许多非汉文文书。
俄国探险家奥登堡在1914年至1915年的考察中，以科学测绘为幌子，系统地切割、盗取了大量壁画和彩塑残片，带走了超过1万件文书碎片。
公元910年张承奉统治敦煌时期的绢画观音像，现藏大英博物馆斯坦因密室。 图源：网络
02 中国学界的觉醒和反抗
当时，中国近代考古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开始萌芽，学术界逐步意识到，文化遗产也是国家主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国情，使中国难以阻止外国赤裸裸的文化入侵。面对珍贵文物大量流失的惨状，中国学术界痛心疾首。
因此，当斯文 · 赫定将带队赴中国西北考察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决定不再沉默，他们组建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并于1927年3月9日发表《反对外人随意采取中国古物之宣言》，表达对斯文 · 赫定等此次考察的强烈抗议。
《宣言》主要针对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提出不满：
一、原协议虽允许中国人参与，但名额仅限两人，且只负责地方接洽，无权参与实质考察工作，1年期满后必须返回。
二、反对外国人将在中国采集的各类动植物标本及历史文物运至国外。
三、斯文 · 赫定考察队的英文名称中Sven Hedin Central Asia Expedition的"Expedition"一词引起协会强烈反感，该词常译作“搜集、远征”， 通常仅适用于对已不存在的古文明国度之考察活动，将其用于中国这个主权尚存的国家，无异于一种公然侮辱。
《反对外人随意采取中国古物之宣言》一经发表，得到广泛支持。
然而，此前外国人在中国开展考察一直都是独断专行，并且，在斯文 · 赫定看来，他的调查计划已得到当时北洋政府允许。所以，斯文 · 赫定一边谈判，一边于1927年3月22日安排探险队中的大部分成员，携带给养，离开北京前往包头。
这一冒进举措，立即引起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强烈不满。作为协会核心人物之一的刘半农，致信斯文 · 赫定，严肃地告知，如果他一意孤行，那一切将无从挽回。与此同时，北洋政府迫于压力，撤回了已经签发给斯文 · 赫定的许可证，并以"侵犯中国主权"为由，督促绥远、新疆、甘肃各省政府，阻止斯文 · 赫定可能的探险行动。
斯文 · 赫定试图通过宴请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代表来缓和关系，但是，却无人赴宴。这一现实让他明白，与中国人合作是唯一出路。
最终，斯文 · 赫定托人向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转达，自己愿意合作。
03 从对立走向合作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通过会议商定，由刘半农、徐炳昶、马衡3人负责起草与斯文 · 赫定团队的合作章程。同时，在《晨报》刊登"西北科学考察团招生广告"，面向社会招募中方团员。
第一轮谈判中，刘半农提出了包含改变探险队名称在内的15条主张。然而，斯文 · 赫定将这些主张视为强加给自己的"不平等条约"。他认为，自己的探险队，不仅有德国的资金支持，并且，相比当时尚在发展初期的中国学界，其探险队有更加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装备。他断定中国人不会因为自己不同意这15条主张而放弃开展西北调查的宝贵机会。因此，斯文 · 赫定仅同意其中8条。
然而，时局骤变。
北伐军节节推进，北洋政府风雨飘摇。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兵强闯苏联驻华大使馆，抓捕并杀害了共产党领袖李大钊，此事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和动荡。时任中国驻德国公使甚至向柏林方面通报，可能无法保证探险队成员在中国期间的人身安全。动荡的时局，促使谈判双方加速谈判进程。
此后，双方就中方成员数量、薪酬、挖掘出的文物归属、探险队的管理方式等诸多细节进行多次磋商。
斯文 · 赫定希望尽快促成本次合作，避免节外生枝。而中国学者们也深知，对当时经济实力、技术装备和考察经验都严重不足的中国学界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机会。双方审时度势，互有让步，条件逐渐靠拢，谈判终于步入正轨。
经过50余天反复磋商，1927年4月26日，中方代表周肇祥和瑞方代表斯文 · 赫定共同签字，通过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合作办法》十九条（后文简称"十九条协议"）。
这一协议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的中外科学合作协定。
"十九条协议"中规定，考察团定名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命名权的归属，不仅具有象征意义，更宣示了中国在项目中的主导权，表明这是中国的国家项目，而非外国人的私人探险。
其次，考察团为中外双团长制。
中方团长为北大教授、教务长徐炳昶，外方团长为斯文 · 赫定，双方享有同等权力、共同决策，考察事务不再是外国人说了算，中国学者拥有了至关重要的话语权。
同时，"十九条协议"中规定，虽然考察经费主要由斯文 · 赫定筹措，但所有款项必须交由中方任命的会计统一管理，每一笔开支都需经中方团长签字批准，从根源上保障了考察活动资金不被滥用。
最后，"十九条协议"明确规定，考察中收集的一切文物、化石、动植物标本等，全部归属中国。并且，考察结束后的研究成果须以中、外文同时发表，且发表形式必须征得中方同意。
这不仅确保了中国学术界能第一时间共享成果，也维护了学术尊严。
04 向戈壁滩前进
考察团先乘坐火车到达包头，将交通工具换为骆驼，组成一支超过200只骆驼组成的庞大驼队，向着西北进发。
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员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发时与欢送者合影 图源：北京大学校史馆
即使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进入戈壁滩，仍面临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而在近百年前的1927年，考察团要面对的，不仅是严酷的自然环境，还有比自然更加不可预测的时局。
对于考察团的成员而言，西北戈壁的昼夜温差，是他们每天都要经历的极端考验。
由于空气稀薄、云量稀少，且湿度极低，戈壁滩的地表在白天吸收太阳辐射后会迅速升温。到了夜晚，热量又会因毫无阻挡而快速散失殆尽。由此，导致戈壁滩的昼夜温差达到惊人的20至30摄氏度。
这让考察团成员每天都仿佛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季节穿梭。
白天热浪灼人，犹如置身熔炉；一旦夜幕降临，温度便急剧暴跌，寒气刺骨。队员们不得不在一天内频繁增减衣物，以适应剧烈的温度变化。巨大的温差，不仅对队员的体能造成极大的消耗，也对测量器材等精密科学仪器的保存和使用，形成严峻挑战。
比温差更严峻的，是“水”的稀缺。
在西北戈壁的极端环境中，"水"是维系整个考察队的生命线。戈壁中水源不多，且有的水源水质浑浊，带有咸涩味。可靠的水源极其珍贵。
斯文 · 赫定在其记录这段旅程的著作《戈壁沙漠之路》中记载，考察团依赖当地向导的经验，寻找散布在荒漠中的水源，有时会发现所谓的湖"原来只是两泓小池，一是甜水，一则含有矿化物"。队员们还发明各种方法净化水质，甚至想出用布料包裹冰块、依靠体温融化后取水止渴的法子。
中方学者袁复礼也在回忆录中记录，队员们为了节约用水，清晨只用一小杯水完成洗漱，饮茶后剩余的茶叶要再次咀嚼以汲取水分，就连骆驼的饮水时间也被精确计算。
考察团的驼队正在穿越沙漠 图源：中国科普博览
与此同时，北伐战争的激荡，也影响着戈壁滩。
此时的中国北方，由张作霖的奉系军阀等势力控制。而西北地区，则盘踞着各种地方军阀。在这些西北军阀眼中，这支由中外人员组成、携带大量仪器和物资的队伍，可能是间谍，也可能是敌方势力，更是一块可以榨出油水的"肥肉"。
这迫使考察团不仅要在军阀割据的缝隙之间，一边克服艰苦的自然环境进行调查，一边耗费巨大的精力与不同的当地势力进行繁琐、充满不确定性的沟通与交涉。
多年后，考察团成员袁复礼回忆这段旅程：
"穿山岭，越沙漠，常遇风沙蔽日，自不必多提，还要躲避土匪抢劫和某些地方官兵的抓夫派差，我们只好深夜急行。路途艰苦之处，今日难以体会。"
05 在理解和尊重中开创历史
在考察的朝夕相处中，中瑞双方对彼此的看法也逐渐改变。
中国队员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始终立场坚定，及时制止外方团员想私自进行野外考古等有损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但对斯文 · 赫定的学识与成就也不乏钦佩。而中国成员不畏艰辛、科学严谨、既坚守立场又精诚合作的特点，也改变了斯文 · 赫定等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固有偏见。
斯文 · 赫定在日记中记录到，刚开始谈判时，他对中国学者的态度是：
"中国的科学水准和组织能力，以及财经实力，均未达到欧洲人的水平，不足以组织一次现代的探险。自愧之情，使他们更为敏感和多疑。"
这种偏见，在考察团正式动身时都还存在。他不相信，当时的中国人真能忍受沙漠、戈壁的艰苦环境去做研究，他相信不用多久，中国队员就会败下阵来，回到北京。
对于"十九条协议"中要求设立中外双团长的要求，斯文 · 赫定虽然表面表示接受，但内心并不愿接受中国团长和他有平等地位。在他看来，一个团队有两个领导，根本就是个错误。但他相信，"野外艰苦、严酷的生活，将自动证实谁是真正的领导"。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斯文 · 赫定对中国队员有了正面的评价。在他眼中，黄文弼是"博学的考古学家"，袁复礼是"非常博学和优秀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地形测量学家"。
西北考察团中方部分团员：左二为黄文弼、左四为袁复礼、左五为团长徐旭生。 图源：文汇报
斯文 · 赫定也在调查中亲身感受到设立中外双团长举措的必要性。他在日记中记录道：
"在偏远地区，由中国同行出面与当地政府谈判，要比我们外国人出面有利得多。"
"能求助于可信赖、友好中国人的帮助，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是一笔无价之宝。"
而在考察团西行期间坐镇北京的刘半农，斯文 · 赫定如此评价这位他接触最多的中国人：
"刘半农在幕后左右着协会的行动。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向他申请我所需要的一切"。
斯文 · 赫定认为，刘半农是"学术团体协会真正的领袖，是理事会的灵魂和核心"。
刘半农（1891~1934）
对这群他曾经嗤之以鼻的中国队员，斯文 · 赫定表示："我从来没有因为接受了中国人的条件而遗憾过。"他预言，"年轻的中国团员将有重大的贡献于世界"。事实证明，斯文 · 赫定做了一个正确的预言。
历时6年的考察中，考察团成员用坚韧的意志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在极度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动荡的西北政局下，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黄文弼在包头发现了具有辽、金、元史料价值的王傅德风堂碑。进入新疆后，他在吐鲁番盆地、塔里木河流域和罗布泊地区进行了周密调查，发现了土垠遗址等众多历史遗迹，并对塔里木盆地周边古道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考证了许多古城的位置和历史演变。
1928年黄文弼在新疆吐鲁番哈拉和卓采集的唐代《伏羲女娲图》轴 图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袁复礼进入新疆后，开展了详细的测绘工作。调查收集地貌、地层、岩山、冰川等信息，绘制详尽的地质图，并两上天山，建立了二叠纪、三叠纪的地层剖面图。更在准噶尔盆地东部，发掘出水龙兽、二齿兽、袁氏阔口龙等数量众多且完整的古生物、植物化石，震惊世界。袁复礼为此荣获瑞典皇家科学院为表彰科学研究杰出贡献的个人所颁发的北极星奖章。
丁道衡在包头附近发现了大型铁矿——白云鄂博铁矿，为日后包头建设钢铁工业提供了决定性前提。进入新疆后，丁道衡横穿天山，又发现多处油苗、煤炭、铁矿等矿藏。他的《新疆矿产志略》，详细论述了新疆石油、煤、铁、铜、金、银、锡、玉石等矿产资源。
年轻的气象学者刘衍淮、李宪之等人，建立了西北地区首批气象观测站，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气象资料。李宪之通过观测，突破了"赤道无风带"的传统概念，提出"东亚寒潮侵袭"影响南半球气候的观点，影响深远。
负责气象考察团的4名学生，左起分别为马叶谦、刘衍淮、崔鹤峰、李宪之 图源：北京大学校史馆
1929年后，考察团集中在新疆各地大规模开展考古、地质、气象等工作。1929年10月，考察团第二批团员布林、陈宗器等赴内蒙古考察。
1930年7月，考察团瑞方成员贝格曼等在额济纳河多处遗址发掘，获得汉简上万枚，史称“居延汉简”，是考察团科考取得的辉煌成果之一。
1930年12月，理事会决定考察期限延长两年。1931年3月，考察团获政府延长两年的批准。
1931年11月，袁复礼离开迪化（今乌鲁木齐）东归并沿途考察；1932年5月，抵达北平（今北京），结束其代理考察团团长工作。
1933年11月，最后一名考察团员贝歇尔回到北平（今北京），持续6年的中瑞合作考察告一段落。
回望1927年，那是近代中国充满悲怆和分裂的一年，但一批新生力量也在血与火中孕育。
北伐军势如破竹，北洋军政府统治的时代即将终结；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都在这一年相继发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面对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自己的军队，探索革命道路。
与此同时，中国学界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国家主权、捍卫国家尊严。
在这动荡的一年中正式成行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所留下的宝贵遗产，远不止珍贵的地质标本和考古报告。它标志着外国探险家在中国横行霸道、随意带走文物的旧模式被终结，为中国后来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科学合作，立下了一块坚实基石。
而曾经被轻视的中国学术界，通过"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让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家首次大规模走向野外，迈出国人深入了解大西北的重要一步，是近代以来中国科学家首次参加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大规模科学考察。而且，通过此次中外合作，中国相关学科一批研究人员迅速成长，成为科技合作的成功案例，为后来的科学文化交流树立了典范,
更重要的是，行走在戈壁滩的考察团所展现出的科学探险精神——尊重规则、敬畏自然、精诚合作、勇于探索，至今仍在新时代引导我们前进，帮助我们在面对未知和挑战时，能像百年前那支西北考察团一样，凭借“勇敢、创新、坚韧、理性、协作”的探险精神，开拓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