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建设正式拉开帷幕 图源：新华社
2025年7月19日上午，总投资约1.2万亿元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雅江工程”开工仪式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工仪式，宣布工程正式开工。
这一国家重大工程 ，规划装机容量约7000万至8100万千瓦，规模约3倍于三峡水电站，预计年供电量近3000亿千瓦时，足以满足3亿人的年度用电需求。
这一工程落地，与其选址地——雅鲁藏布江密不可分。
雅鲁藏布江是中国第五大江，仅次于长江、黄河、黑龙江和珠江，横贯青藏高原南部，高低落差极大，尤其是林芝地区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短短几十公里内便有2000多米的落差。
绵长的河道与巨大的海拔落差，使水流蕴藏着惊人的势能，为雅鲁藏布江水电站奠定了巨大的发电潜力。
而墨脱这座边境小县城，也随着雅鲁藏布江水电站开工的消息而走进大众视野。
墨脱，藏族古称“白马岗”，意为“盛开着白色莲花的隆起高地”；“墨脱”则是藏语“梅朵”的音译，寓意“如花儿一般美好”。雅鲁藏布江在墨脱境内离开中国，进入印度阿萨姆平原，经印度、孟加拉国，最终汇入印度洋。
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林芝地区的墨脱，海拔从750米至7787米，呈极端梯度变化，令墨脱形成从热带雨林到寒带冰川的完整垂直自然带。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气候条件，孕育了此地多彩的生物多样性，将完整的生态谱系浓缩于一山之间。
在过去几十年里，极为艰险的自然条件，让墨脱神秘且原始的魅力长期隐藏在喜马拉雅山脉中，鲜为人知。
墨脱西、北、东三面环山，多雄拉山、金珠拉山等山口海拔均超四五千米，加之7条地质断裂带贯穿全境，致使地质灾害频发。1950年发生的8.5级墨脱大地震，其影响甚至波及几百公里之外的布达拉宫。
正是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让墨脱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地居民仅在7~9月才能走出大山，与外界来往：他们使用一种特殊的背篼，上面扎着3条背带——两条挎在肩上，另一条套在额头上，背着土特产和往返所需的糌粑，攀登雪山峭壁，前往米林、波密交换茶叶、盐巴及日用必需品。
而外部的产品想要进入墨脱，也只能在这几个月间，通过汽车、骡马与人力的多次接力转运，方可送达。直到2013年，扎墨公路通车，墨脱才正式告别“高原孤岛”，成为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
然而，严酷的自然条件从未阻挡科研人员对墨脱的探索热情。其中，建设雅鲁藏布江水电站的构想，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初步形成。
为此，众多地质学家、生物学家与动植物学家徒步穿越悬崖小道，直面极端的自然环境，誓要揭开“莲花秘境” 的神秘面纱。
02 交通困局下的早期探索
1951年，西藏迎来和平解放，但局势并未完全稳定，部分地区仍面临武装叛乱的威胁。
墨脱不仅地处边境，且地震等地质灾害频发，尤其在1950年的8.5级大地震后，边防与民生压力陡增。与此同时，雅鲁藏布江下游尚未探明的水力资源，也被国家视为重要的能源储备。
在平叛维稳、边防建设和水力资源普查的三重需求下，1956年，中科院组建了 “藏东南综合科学考察队墨脱分队”。
队长由著名自然地理学家、长期深耕青藏高原地理研究的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张荣祖担任。队员包括参与过早期青藏高原地质考察的地质学家李璞、专注高原植物区系调查的植物学家武素功、负责水文数据采集与记录的水文观测员王廷芳，此外还有3名经验丰富的当地向导——门巴族的达娃和珞巴族的扎西、平措。
待一切准备就绪，考察队肩负特殊使命，正式踏上探索墨脱的征程。
然而，彼时进入墨脱的所谓 “道路”，仅是一条由当地居民世代行走踩踏出的羊肠小道。这条路的一侧紧贴陡峭山壁，另一侧则是万丈深渊，且多数路段仅能容纳一人通行，这给考察队的物资运输带来了巨大难题。
测绘仪、地质锤、粮食药品等近千斤物资，只能依靠考察队员和向导肩扛背驮。
与此同时，剧烈的气候变化也为考察队带来了严峻挑战。从波密进入墨脱，需经历从海拔4700米骤降至700多米的垂直跨越，一日之内便仿佛从寒带步入热带。
队员们清晨出发时身着棉衣，正午抵达河谷便不得不更换单衣。如此极端的气候变化，让地质学家李璞同时出现高原反应与中暑症状，所幸向导达娃及时用当地草药熬制汤剂，其不适才得以缓解。
进入墨脱，不仅要面对险峻的地形，更要时刻提防如影随形的地质灾害。当考察队行至距波密35公里的拉格附近，遭遇了持续暴雨引发的泥石流。
张荣祖后来在考察日记中记录道：“当时只听见轰隆巨响，前方山体裹挟着石块与泥浆冲下来，瞬间吞没了小道。”
混乱中，武素功的小腿被泥石流边缘的碎石划伤，他背上那只装有植物标本的木箱也险些被泥石流冲走，幸好向导扎西眼疾手快拉住背带，在众人合力下才将箱子拖回安全地带。
而王廷芳为了找回被泥浆掩埋的测绘图纸，冒着随时可能发生二次滑坡的风险，趴在泥泞中摸索了半个多小时。万幸的是，被救出的图纸虽被泥水浸湿，但经晾晒后，上面的关键数据仍可辨认。
即便面临重重困难，考察队依旧坚持按计划推进工作。
在地形测绘方面，张荣祖带领队员在关键河段设置了32个观测点，使用经纬仪测量地形数据。李璞则通过记录岩层分布，准确标注断裂带位置。他们在雅鲁藏布江支流易贡藏布河谷发现了新生代火山岩露头，为日后青藏高原地质演化研究提供了重要样本。
水文调查方面，王廷芳在墨脱境内完成了12个河段的流量监测，他每天清晨6点准时测量水位，借助测深锤记录水深、使用秒表测算流速，初步掌握了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水文特征。
植物学家武素功则在海拔1200米的背崩乡附近，发现了珍稀的墨脱楠木种群，其中包含3种未被记录的新物种。
考察队还对当地的民族志进行了系统考察。墨脱的门巴族、珞巴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与垂直气候带相适应的独特农业生产模式：海拔800米以下的河谷地带，主要种植水稻、芭蕉等热带作物；海拔1500米左右的地带，多种植玉米和鸡爪谷；海拔2500米以上的区域，则以种植青稞、荞麦为主。
尽管当地群众长期采用“刀耕火种” 的开垦方式，但始终严格遵守 “轮歇耕作” 传统，有效地维护了森林生态的平衡。这些蕴含生态智慧的宝贵经验，均被考察队详细记录于考察总结之中。
但长期的交通困局，严重制约了针对墨脱的科考工作。
1958年，张荣祖团队计划深入雅鲁藏布江下游核心河谷勘测，却因粮食运输困难，不得不缩减观测设备以减轻负担。他们只好用简易浮标替代精密流速仪，直接影响了测算数据的精度。
伤病救援更是考察队的严峻挑战。由于交通极度不便，外部救援力量难以进入。
1959年，一名队员在徒步中腿部摔伤，因无法送出治疗，只能在当地群众家中休养两个月，直至雨季结束后才被担架抬出墨脱。
即便困难重重，考察队对墨脱的早期探索依旧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记录考察成果的《墨脱自然地理考察报告》成为我国首部系统介绍墨脱地理、水文、生态的专著；考察队带回的第一手地质调查数据，为后续水电工程的地质评估与落地实施奠定了重要基础；采集的植物标本，则有效填补了藏东南植物区系研究的空白，为后续的科学探索铺就了坚实道路。
与此同时，修建墨脱公路的计划也正式提上日程。1961年，扎墨公路首次启动修建。1961年10月，西藏军分区组织人员开始线位踏勘。
尽管有考察队提供的宝贵地形数据作为支撑，但实际施工难度远超预期：其他地区的公路修建可能仅需应对局部一两处灾害，而在墨脱，施工团队要同时面对地震、泥石流、滑坡、崩塌、路基水毁、冰雪害等多种复合型灾害的挑战。
其中，嘎隆拉雪山路段每年积雪期长达6个月，施工难度极大且雪崩频发；河谷地带的路基因地处地震活跃区，极易发生塌陷，有时刚浇筑好的混凝土，便会被突发的泥石流冲毁。面对如此严峻的自然条件，扎墨公路的第一次修建被迫按下暂停键。
据统计，自20世纪60年代启动到2013年正式通车，扎墨公路因技术难题和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多次停工，先后经历5次修建，累计投入劳动力超10万人次。
03 深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
时间来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家实力与科学技术的稳步发展，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工作也迎来全面升级。
1972年，中科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后简称 “青藏科考队”）正式组建，并计划于次年重启墨脱考察。
1973年，青藏科考队正式启程，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
此次考察的核心任务虽与早年间的初步探索相近，但规模更大、设备更完善。
青藏科考队将再次深入墨脱，完成对雅鲁藏布江下游河谷地貌、水资源与农业垂直带的系统调查，为后续的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科考队携带了包括测绘仪器、采样设备、露营装备等在内的更先进设备，加上口粮、药品等物资，总重量超过2吨。
然而，他们要面对的，依旧是那条65公里长、险象环生的羊肠小道。物资运送的艰难，超乎想象。
青藏科考队雇佣了30余名门巴族、珞巴族向导和背夫，依旧采用人背马驮的方式，从波密出发，沿古老驿道前行。
1台重达15公斤的上海产 100倍显微镜被拆成3部分，镜头由专人背负，底座交由骡子驮运；20升汽油被装进 4个5升的医用塑料壶，外面裹上牦牛毛毡防磨，由4名背夫轮流背负，每人每次往返都需要5天时间；1套45 公斤的重力仪因怕震动，被装进2个军用木箱，由6名背夫用“抬杠” 方式像抬轿子一样，花了11天才抬进墨脱。
队员和背夫们在崎岖山路上的每一步都异常艰难，背夫们每人负重超50公斤，肩膀磨出的血泡破溃后，仅用兽皮包裹便继续前行。同时，粮食实行定量供应，队员们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有时一天仅能吃两顿糌粑，但为了完成考察任务，无人抱怨，也无人退缩。
地貌组负责人杨逸畴曾在日记里记录当时的艰险一幕：“5月7日，过老虎嘴，头顶是800米垂直岩壁，脚下是雅江200米深处的轰鸣，人只能贴岩根挪动。背夫们把绳索系在腰间，一头拴在岩石上，一头拽着仪器箱，像荡秋千一样将物资送过去。我两手紧紧抓住岩缝，感觉自己的心跳比江水的咆哮还要响亮。”
即便困难不减当年，青藏科考队在抵达墨脱腹地后，仍以饱满的热情和高效的行动力投入到工作中。科考队沿着雅鲁藏布江2000公里河道上溯下行，穿越整个藏北高原腹地。
用科考队副队长孙鸿烈的话说，“科考队像梳头发似的，把西藏的山山水水都‘梳’了一遍”。
在4年时间里，科考队的规模不断扩大，从最初22个专业、70多人，逐步扩展到50多个专业、400多人。此次科考任务，也成为之后长达20年（1973年～1992年）青藏高原科学考察活动的重要开端。
青藏科考队的努力和汗水，换来了极为辉煌的成果。在地貌调查中，科考队沿雅鲁藏布江下游河谷测量河谷宽度、深度，并详细记录岩层分布，首次发现了独特的“阶梯式阶地” 地貌，为青藏高原间歇性隆升的地质假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通过在下游8个河段设置的观测点，科考队系统记录了水位、流速、流量，并分析水质成分，从而精准判断出雅鲁藏布江下游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水力资源。
科考队在农业垂直带方面的调查，覆盖了从海拔600米到3200米的广阔区域，识别出热带、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4个清晰的农业生态区，系统总结了当地少数民族适应垂直气候的耕作经验。
植物组的李文华、韩裕丰等11名成员，完成了从海拔200米到4300米的11条垂直剖面植物调查，共记录高等植物3763种、发现新种34个，其中 “墨脱冷杉”和“墨脱青冈” 被《中国植物志》正式收录。
昆虫学家黄复生在考察中发现了一只无翅、退眼、乳白色的“蚂蚁状” 昆虫，经鉴定为缺翅目新属新种——“墨脱缺翅虫”。
缺翅目昆虫全球仅发现34种，被誉为 “昆虫活化石”。这是在中国境内首次记录到该物种，为验证 “东喜马拉雅是第三纪古热带昆虫避难所” 的假说提供了关键证据。
动物资源调查同样成果斐然。
科考队首次捕获雅鲁藏布江大鳍异齿鲃成体样本，还发现了墨脱裂腹鱼、横纹南鳅等3个鱼类新物种。发现的这些鱼类，进化出加厚的鳞片、强健的鳍条等独特生理结构，以适应峡谷激流环境，填补了雅鲁藏布江下游鱼类区系研究的空白。
在兽类调查中，科考队记录到小熊猫、羚牛、云豹等17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首次明确了小熊猫在墨脱的分布上限为海拔2800米，并通过粪便样本分析，揭示其以冷杉嫩叶、箭竹竹笋为主要食物的生态习性。
鸟类方面，科考队采集到红胸角雉、橙腹叶鹎等63种鸟类标本，其中3种为西藏境内首次记录，同时发现热带鸟类向北延伸至北纬29°的罕见现象，为论证水汽通道对动物分布的深远影响提供了有力支撑。
此外，青藏科考队在极端环境下探索出的野外作业方法，如动物样本的快速固定与保存技术、垂直梯度调查范式等，成为宝贵的经验，被后来的科考队广泛借鉴。
这次深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考察，不仅进一步揭开墨脱秘境的神秘面纱，更开启了对该区域系统科学研究的全新阶段。
04 中外合作探索时代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深化，国际社会对青藏高原关注度也日益提高。
经过此前40年的探索，国内已积累大量墨脱基础地理和水文数据，张荣祖团队的《墨脱自然地理考察报告》、1973年综合科考的垂直带谱研究等成果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核心参考。
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作为全球独一无二的地理单元，也成为国际学界破解“亚洲水塔” 演化、板块碰撞地质机制等科学谜题的关键。
1992年6月，中科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签署《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合作备忘录》，将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含墨脱段）” 列为首批合作考察区域，协议中明确 “中方开放墨脱核心区非军事管控区域，双方联合开展地形测绘、生物多样性调查”，标志着青藏高原部分科考区域开始逐步向国际开放。
这一系列条件的成熟，使得中外科学家能够携手合作，共同运用国际先进技术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展开全方位探索，墨脱科考由此迎来中外合作的新阶段。
1993年，“中日雅鲁藏布江科学考察队” 正式组建。
这只考察队汇集两国顶尖科学家，考察目标涵盖地形地貌、水文气象、生物生态等多个领域，考察队计划使用高精度全站仪、便携式气象站等先进设备，并结合传统野外调查方法，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进行全面调查探索。
此时，经过多次修缮的扎墨公路已能在非雨季勉强通行小型车辆至波密，为中外团队集结、物资中转提供了一定便利。然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核心段依旧是“人类无法涉足的空白区”。这段长约80公里的区域，两岸山壁垂直超70°，并且无任何人工通道。
区域内7至9月雨季的降水量占全年的80%，泥石流、塌方日均发生2至3次，考察所需的重型设备依旧要采取拆解为零部件、由背夫分批次运输后再组装的方式进入。
此外，语言沟通、科研习惯差异，以及数据采集标准、样本保存规范不同等问题，更为中外团队的协作增加了额外难度。尽管如此，中外科学家依旧尝试用智慧和勇气突破这片禁区。为克服行进困难的问题，考察队尝试使用走水路，以漂流的方式开展调查。
遗憾的是，日方队员武井义隆在帕隆藏布汇入大峡谷拐弯顶端附近，不幸落水失踪。在搜索3个月未果后，此次考察项目被迫中断。
1994年，中科院成都山地所考察团队开展大峡谷核心段专项考察，创新性采用“橡皮艇漂流 + 岸测”模式，对80公里核心段进行全面测量。
队员乘坐改造后的军用冲锋舟，沿雅鲁藏布江下行，每行进5公里就停靠一次，开展岸线地形测量。此次考察，最重要的成果，是发现了藏布巴东瀑布群——该瀑布群由2个主瀑布、4个次级瀑布组成，最大落差达353米。这一发现，迅速引起国际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随着对墨脱探索的持续深入，中国科学家在对多次考察资料进行严谨计算后，首次确认雅鲁藏布大峡谷在深度、长度等关键指标上均超过此前公认的世界第一大峡谷——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
1994年4月17日，新华社正式向全世界公布这一重大发现。然而，这一结论在公布之初，并未获得国际学界的普遍认可。
为进一步证实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1998年10月至12月，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极地探险家高登义带领团队深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首次成功徒步穿越大峡谷，当时已62岁的杨逸畴是队伍中年纪最大的队员。
此次徒步历时40多天，行程近600公里。
即便时隔数十年，猝不及防的地质灾害与极端气候依旧是科考团队面临的首要威胁。
在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多雄拉山口时，队员们不得不在泥泞湿滑的山路上夜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记者谷全喜不慎滑倒，导致左肩骨粉碎性骨折，被救援队紧急护送下山。就在他们撤离的1小时后，嘎隆拉山口发生大雪崩，进出通道被完全封堵。
峡谷内的部分路段仅能在垂直山壁的凿痕上勉强通行，队员们必须用登山绳相互牵引才能稳步推进。
核心河段的江水汹涌湍急，原始的交通设施——横跨江面一两百米的溜索桥、藤网桥成为必经之路。二分队队员杜泽泉在过溜索时，系在颈部的宽带突然断裂，所幸他反应敏捷，才未坠入江中。
面对重重困难，考察团队通过周密准备与专业协作逐一克服：高精度GPS定位系统、激光测距仪等精密设备被拆解分装，由队员与背夫轮流背负，以分散负重；在悬崖攀爬路段，采用专业登山绳搭建防护体系，队员按梯队依次通过，前队负责清理落石、标记安全点位。
为解决溜索安全隐患，团队紧急改进装备，将单一宽带替换为双肩式固定带，并增加安全锁扣。同时，安排专人在两岸观察指挥，确保通行时的风速与绳索张力处于安全范围。
在物资保障上，团队实行“少食多餐” 的粮食分配制度，将压缩饼干、糌粑等食物按每日行程分装，确保能量供给。医疗团队搭建移动医疗点，对受伤队员进行紧急处理，严重伤员则通过预先规划的应急通道及时转运。
1999年4月，考察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考察结果：科考队选取了10个测绘点，运用高精度GPS定位系统、激光测距仪等设备，对峡谷长度、深度进行系统测量，确认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全长504.6公里、最深处6009米、平均深度2268 米，各项数据远超科罗拉多大峡谷，是名副其实的 “世界第一大峡谷”！
同年，“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国际研究中心” 在林芝成立，吸引来自11个国家、23家科研机构入驻，参与合作。
经由这一平台，中国科学家通过合作，掌握了高精度地形测绘、生物基因测序等先进技术，外国科学家也借此获得宝贵的野外实测数据，实现了科研能力的共同提升。
05 墨脱探索新篇章
2013年10月31日，扎墨公路正式通车运营，结束了墨脱 “全国唯一不通公路县” 的历史。自此，科研工作者可以使用装载着数百斤科研器材的车辆，仅几个小时就走完先辈们十几天才能走完的路程。
2021年5月，第二条通往墨脱的交通要道派墨公路正式通车，将林芝至墨脱的通行时间进一步缩短至4小时。两条公路形成的交通环线，让墨脱不再是神秘的“莲花秘境”。
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将对墨脱的科学考察推入系统化、常态化的新时代。
如今，科研人员可以驱车直达峡谷边缘，更快速、安全地进出墨脱，各类重型科研设备和物资也能顺利运抵考察现场。
越来越多的科研团队涌入墨脱，开展涵盖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的多学科研究。从宏观的生态系统，到微观的基因层面，全方位探索墨脱的自然奥秘，为人类认识青藏高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宝贵的科学数据。
探索墨脱这条路，从羊肠小道到柏油公路，从人驮马送到车辆畅行，不仅是中国基建的巨大成就，更承载着几代科研工作者的执着与坚守。
他们用双脚丈量大地，用智慧破解谜题，用生命守护科学，用勇气突破困难，让 “莲花秘境” 不再只是传说，而是成为名副其实的 “科学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