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穆朗玛峰，坐落于中国与尼泊尔边境，海拔8848.86米，是世界第一高峰，也是攀登者的终极目标。如今，珠峰的商业攀登体系已十分成熟，专业向导、物资运输、营地补给、供氧保障、天气监测等服务一应俱全，使越来越多的攀登者实现了登顶梦想。但在几十年前，珠峰攀登是国家科考、专业探险队主导的极限挑战，装备简陋、后勤匮乏、风险极高，每一次登顶都意味着与生死博弈。
1923年，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在被问到为什么要登珠峰时，他回答：因为山在那里（Because it is there）。1924年，他消失在珠峰的风雪中，他留下的这句话，成为登山运动的代名词。
20世纪50年代，英国、瑞士登山队多次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而地形险峻的北坡，却始终无人登顶。外国登山者曾数次挑战北坡路线，最终悉数失利、无功折返，西方登山界因此下结论：从北坡攀登珠峰，几乎不可能。
1960年5月25日凌晨4时20分，海拔8848.86米的珠穆朗玛峰顶峰，终于迎来第一批从北坡攀登的人类。
没有欢呼呐喊，没有鲜花礼赞，在零下三十余摄氏度的极寒、近乎无氧的绝境中，中国登山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凭借血肉之躯与钢铁意志，站在地球之巅。
右起：王富洲、贡布、屈银华。 图源：新华社
这是人类登山史上首次从珠峰北坡成功登顶，打破了西方登山界“珠峰北坡几乎不可能登顶”的结论，更粉碎外界对新中国的偏见与质疑。
风雪流转，沧桑巨变。距离这场九死一生、震撼世界的极地远征，已然过去整整66年。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时刻，让我们一同重温1960年中国登山队首征珠峰的奋斗征程，铭记先辈们用热血与生命铸就的坚强意志，传承跨越时代、生生不息的攀登精神。
中苏联合攀登珠峰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在国际舞台上处处面临封锁与偏见，登山领域亦是如此。我国坐拥众多世界级高海拔雪峰，雪域资源得天独厚，却始终没有自主的现代登山技术、专业人才与攀登经验，极地探险、高原科考与边境勘探工作均受制于人。
1958年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指示国家体委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中国、苏联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计划。
这份报告的提交，并非临时起意。1955年，苏联初次邀请中国运动员学习、参与登山时，就提出了联合攀登珠峰的设想。1956年，中苏联合登山队登上慕士塔格峰后，苏联又表达出联合攀登珠峰的意愿。1957年，12名苏联登山运动员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提议组建中苏联合登山队，计划在1959年春季攀登珠穆朗玛峰，以此作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
1953年5月29号，尼泊尔人丹增·诺盖和新西兰人爱德蒙·希拉里从南坡登顶珠峰。 图源：网络
起初，国内相关部门顾虑重重：新中国现代高山登山事业刚刚起步，既没有8000米级雪山攀登经验，也缺乏专业氧气瓶、防寒服、高强度绳索等核心装备；西藏边境后勤补给条件有限，贸然开展大型联合登山活动，不仅技术难度极大，还暗藏诸多不可控风险。因此，相关部门初步决定婉拒苏方提议的方案。
贺龙元帅得知此事后，指出这件事的本质：攀登珠峰不是单纯的体育项目，而是关乎国土主权、边境话语权、民族尊严的国家大事，对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都有着重要意义。
报告上报后，受到周恩来总理重点关注，批示“可以考虑”。1958年7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敲定合作计划：1958年完成珠峰北坡路线侦察；1959年开展试登，冲击8500米以上高度；1960年抓住春季窗口期，全力冲击顶峰。
双方在会谈中达成共识，此次攀登由苏联负责提供专业登山装备、高海拔食品、氧气瓶、防寒物资等工作。中国负责物资运输、营地搭建、医疗救护、通信保障，以及较低海拔的物资装备等后勤工作。
1956年，中苏混合登山队在慕士塔格峰下大本营合影。 图源：网络
达成共识后，各项准备工作同步开展，其中最复杂的一项，是修建一条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的进山公路。当时，从拉萨向西的公路只通到日喀则，而日喀则到珠峰还有300多公里。这300多公里几乎都是崎岖山路和悬崖峭壁，根本无法通行汽车、输送大型物资。
为保障中苏联合攀登珠峰任务，以及考虑到西藏日后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央特批数百万元经费，从日喀则市的定日县开始修路，一直修到珠峰脚下。
1958年11月，中苏联合登珠峰侦察组抵达珠峰脚下。侦察组由中苏双方登山队员、气象专家、通信人员联合组成，肩负着勘探路线、营地选址、气象观测、建立通信的重要任务，为1959年春季的试登做准备。
中苏联合登珠峰侦察组一行进入珠峰地区。 图源：人民日报
1959年3月，中国登山队到达拉萨。然而，就在登山队准备前往珠峰时，西藏反动集团在外国敌视势力的支持和唆使下，于3月10日悍然发动武装叛乱。
为应对突发局势，西藏工委指示，拉萨市内的干部职工共同组建民兵团，协助解放军开展维稳安保工作。中国登山队素来实行军事化管理，纪律作风严谨规整，队员日常除登山特训外，也经历过射击训练。在特殊形势下，这支专业登山队伍就地整编，改为民兵连，每天同时进行体能训练和军事训练。
3月22日，盘踞布达拉宫的叛乱势力投降，解放军顺利进驻布达拉宫开展驻防工作。由于解放军兵力有限，整编后的登山队民兵连临危受命，承担了搜索布达拉宫和押运俘虏的任务。
按照预定的攀登计划，苏联方面的登山队员将于3月下旬抵达拉萨。但为保障人员安全，中国向苏联提议：暂缓1959年联合试登计划，待局势稳定后实施。苏联方面表示同意，双方敲定将任务顺延至1960年。
然而，令所有中苏登山队员没有想到的是，1959年底，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的分歧，引发了公开争执。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合作被迫中断，合登珠峰的活动，也被迫终止。
“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
1959年底，贺龙元帅把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黄中、中国登山队队长史占春等人请到办公室，向他们询问：“如果苏联不参加，我们自己攀登珠穆朗玛峰，有成功的把握吗？”
史占春回答：“有困难我们可以尽力去克服，但我们缺少登8000米以上的高山装备。”
按照中苏双方此前约定，攀登珠峰所需的全套专业高山装备、高海拔专用食品，均由苏方负责供给。可随着合作破裂，原本许诺的物资支援彻底落空，而国内并不具备自主生产这些专用器材的能力。
贺龙元帅当即给出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到国外去买！你们搞一个预算，我们给刘少奇主席写报告，请他批外汇。”
他掷地有声地说道：“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贺龙元帅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报告，详细介绍中国登山队近几年取得的成绩，以及登珠峰成功的有利条件。邓小平也表示，登珠峰的计划外国早已知晓，现在要是不登，就会白白失去自己创造世界纪录的机会。经过反复斟酌，周恩来总理最终拍板定调，同意由中国登山队独立攀登珠峰。
气象人员在大本营设立气象观测箱。 图源：人民日报
1959年的中国，正值“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大范围自然灾害席卷全国，再加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影响，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各项财政开支都在紧缩节流。但攀登珠峰登顶事关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是不容搁置的任务。国家体委申请的70万美元外汇，获得中央的全力支持。
1960年元旦刚过，登山队队长史占春与翻译周正便动身前往瑞士选购装备。在瑞士的一家商店采购物资时，店员告诉他们，店内另外两名正在采购的亚洲人，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工作人员，印度准备在1960年春季从珠峰南坡尝试登顶。
史占春第一时间将这一重要信息上报国内，中国驻印度使馆也证实了印度的登顶计划。当时的国际地缘格局错综复杂，中苏合作关系走向破裂，而苏联与印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场一南一北的隔空对决，成为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国家竞赛。
观察攀登路线。 图源：人民日报
1960年3月19日，总计214人的登山队正式组建完毕，向珠峰大本营进发。这支队伍包含80多名专业登山队员，100多名后勤保障、气象勘测、医疗救护、通信运输人员，由史占春担任队长、许竞任副队长，队员的平均年龄仅24岁。
1960年3月25日，登山队全体队员在珠峰脚下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仪式结束后，队长史占春一声令下，登山队开始向世界第一高峰进发。
“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根据珠峰气候规律，每年5月是风雪最小、天气最稳定的窗口期，也是登顶的最佳时机。队长史占春结合气象数据与队员适应情况，制定了“三次适应性行军、一举突击登顶”的计划。
按照计划，登山队将于3月25日从大本营出发，进行首次行军，抵达海拔6400米处后折返休整。第二次行军至7600米高度，打通珠峰北坳这道攀登难关，随后返回大本营。第三次行军向海拔8300米挺进，探查突击路线，搭建突击营地。一旦时机成熟，便全力突击冲顶。
在珠峰大本营举行升旗仪式。 图源：人民日报
3月25日，第一次适应性行军正式开始。登山队员从大本营出发，背负物资，手持冰镐，沿着侦察组留下的标记，向着海拔6400米的第三营地挺进。3月27日傍晚，登山队成功抵达海拔6400米区域，率先抵达的侦察组已经在这里顺利搭建起营地。
在第三营地休息一晚后，登山队的大部分队员按照预定计划返回大本营。副队长许竞则继续率领侦察组向上攀登，提前为大部队打通珠峰北坡的第一道致命天险——北坳。
北坳海拔7007米，坐落在珠峰和珠峰北侧海拔7538米的北峰之间，看上去像个坳谷，故称“北坳”。这里是连接珠峰大本营与主峰的必经通道，也是公认的“鬼门关”——山体坡度最高达70度，个别地段近乎垂直，冰崩雪崩频发。英国登山队当年就曾在这里多次遇险。
3月28日，侦察组顺利登上北坳顶端。为了让大部队更顺利地通过北坳，在第二次适应性行军正式开始前，许竞率领修路组在北坳路线上凿台阶、布绳索、架梯，为大部队提供保障。
队员们翻越北坳 图源：CCTV国家记忆微信公众号
4月11日， 登山队开始第二次适应性行军。猛烈的西北风裹挟冰雪肆虐山野，队员们顶风踏雪，在摸索中谨慎前行，穿越艰险的北坳冰坡，成功挺进海拔7000米以上的区域，并在北坳顶端建立了物资营地。行军途中，队长史占春带领侦察组，一路挺进至海拔7300米处，实地勘测地形、研判路况与气候条件，为第三次适应性行军敲定初步方案。
向绝境挺进的征途从无顺遂可言，珠峰极致的高寒缺氧与极端环境，在此次行军中留下了令人痛心的遗憾——来自兰州大学从事水文研究的青年队员汪矶发生严重高原缺氧反应，不幸牺牲，年仅27岁。
带着痛失队友的哀思与登顶珠峰的未尽使命，4月25日，登山队开始第三次适应性行军。这次的任务是侦察冲顶的路线，并在海拔8500米处建立突击营地。
然而，就在队员们从北坳沿着北山脊前进时，天气突变，刮起大风，气温下降至零下30多摄氏度。队员们在寒风中站都站不稳，只有弓着身子，把冰镐插进雪中，才能不被风刮走。
5月1日，珠峰天气终于迎来好转，登山队即刻从海拔7400米的营地启程，并在当日18时许，成功抵达海拔7600米的位置。但是，突如其来的大风让大部分队员遭受严重冻伤，加之持续高海拔行军引发的高原反应，队员们的体能已严重透支，能够支撑身体、继续向更高海拔挺进的队员寥寥无几。
即便如此，剩下的登山队员始终不曾放弃。5月3日，许竞、贡布等队员成功抵达海拔8500米的区域，并搭建起突击营地。与此同时，史占春与王凤桐继续前进，侦查登顶路线，抵达海拔8695米的高度。
登山队离开大本营。 图源：新华社
第三次行军虽然顺利完成预定计划，却损失巨大——来自北京大学的气象专业队员邵子庆不幸牺牲；超过一半的主力队员和骨干运输队员遭遇严重冻伤，队长史占春也因严重冻伤，不得不前往日喀则治疗。这一严酷的现实，引发队员们普遍的焦虑、不安。
此时，周恩来总理刚刚结束对缅甸的访问。回到昆明后，他关切地询问登山队的进展。周总理之所以如此关注此次珠峰攀登行动，与当时中国和尼泊尔正在开展的边境划界谈判息息相关。谈判中，珠峰归属是双方争议的焦点。1953年，尼泊尔籍向导丹增?诺尔盖跟随英国登山队，从珠峰南坡成功登顶，尼泊尔借此大肆宣扬，用意十分直白：中国人从未登上珠峰，怎么能说珠峰是你们的？
得知登山队在经历3次行军后损失惨重，周恩来总理指示：让队员们照顾好身体，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国家会全力以赴支持。贺龙元帅向大本营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并强调指出：“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当周总理的鼓励传到珠峰大本营后，登山队员们的斗志被再次点燃，大家下定决心，一定要成功登顶，不能失败。
由于大部分队员遭遇冻伤，登山队重新选拔了冲击顶峰的突击小组——登山队副队长许竞为组长，组员包括王富洲、刘连满和贡布，屈银华等人则承担运输任务。5月17日上午9点半，登山队在大本营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誓师大会结束后，突击小组再次向珠峰进发。
世界之巅，迎来中国人的足迹
有了前几次的经验，突击小组的行进速度很快。5月23日下午14点，突击小组成功抵达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屈银华等运输队员背着氧气、摄影机等设备，也在当晚赶到。
5月24日一早，突击小组决定出发冲顶。然而，刚出发不久，组长许竞就倒下了。从登山队来到珠峰开始，许竞就一直承担着开路、侦察的任务，体力严重透支。无奈之下，许竞只好决定下撤，由王富洲接任突击组长，屈银华临危受命，成为新的突击队员。
左起：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贡布。 图源：网络
新的突击小组沿着预定路线继续前行，2个小时后，他们来到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第二台阶”是珠峰北坡8680米至8700米之间的一道陡峭的悬崖峭壁，总高20多米，其中最上面的4米多高，几乎是一道垂直的光滑岩壁，没有任何支撑点。
面对这最后4米多高的岩壁，突击小组尝试攀登了多次，却未能成功。情急之下，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到消防队常用的技术——搭人梯。他主动伏在岩壁上，用头抵着冰冷的岩壁，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向上攀登。
令人动容的是，屈银华为了不让冰爪弄伤刘连满，毫不犹豫地脱下登山靴，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寒风中，只穿一双袜子，站在队友的肩膀上打钢锥、攀爬。
这一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屈银华的10个脚趾和两个脚后跟因严重冻伤而坏死，下山后只能全部切除。屈银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脱鞋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一双脚不值什么——我一个无名小卒，用一双脚来换取攀登珠峰的胜利，那是太值了。”
踩着刘连满的肩膀，抓着打下的钢锥，屈银华终于爬上第二台阶，并把队友们拉了上去。来不及休息，他们继续向顶峰结组前进。但此时的刘连满，已经耗尽全部体力，再也无力向上攀登。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只好把他安置在一处避风的位置，留下一瓶氧气，准备下撤时再来接他。
刘连满望着队友远去的背影，心里默默地与他们告别。他知道，在这8700多米的“死亡地带”，自己不一定能活下去，队友们的氧气已经不多，这瓶珍贵的氧气一定要留给他们返回时使用。于是，他关闭了氧气瓶阀门，用最后的力气写下一封诀别信：“王富洲同志，这次我未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回来你们用吧，可能会对你们下山有帮助。告别了，你们的同志刘连满。”
写完这封信，体力耗尽的刘连满昏昏沉沉地睡去。在海拔8700米的环境中，谁也不敢相信，他竟然奇迹般撑过了一夜。
突击小组行进至海拔8400米处。 图源：人民日报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逐渐来到24日夜间，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在模糊的夜色中，摸索着向顶峰前进。此时，他们的氧气已经所剩无几，但3人毅然决定，继续攀登。
缺氧、严寒、饥渴、无光，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一步一步向珠峰峰顶走去。贡布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顺着雪坡往西走，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我们就一直这么走，估计这时候已经半夜了。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到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
1960年5月25日凌晨4时20分，3个万般疲惫却挺拔的身影，终于踏上珠穆朗玛峰的顶峰。世界之巅，终于迎来中国人的足迹。
没有狂喜，没有呐喊，3人强忍身体的痛苦，按照预定计划，忙碌起来。屈银华用冰镐作保护；贡布拿出随身携带的五星红旗与毛主席半身像，小心翼翼地放好；王富洲将纪念条折好，放进空罐头盒子里，再放在顶峰下方的一处避风的碎石堆里。随后，王富洲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和雪样标本。完成任务后，3人开始下撤。
当他们回到海拔8700米的第二台阶处，看见了刘连满，更让他们感动的是，刘连满竟然把留给他的氧气保留了下来。
4个人相拥而泣，热泪浸透风雪中的艰辛与重逢的动容。在分享了刘连满冒着生命危险留存的氧气与水果糖后，他们继续下撤。此时的珠峰北坡已然飘起零星小雪，次日更是气候剧变，当时正在从南坡登顶的印度登山队，最终只能无功而返。
5月26日，体力相对较好的贡布和刘连满先回到海拔7000米的北坳营地，通过电台将登顶成功的消息传回大本营。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中国人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
1960年5月2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图源：人民日报
中国人首登珠峰的消息传出后，迅速震惊全国、震撼全世界。在此之前，西方舆论认为，中国登山队此行必将失败，甚至在中国登山队登顶成功后，还在质疑是否真正登顶。然而，中国人却用朴素的坚守、无畏的勇气，证明这是一次人类极地探险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在国内，这场登顶极大提振了民族士气。彼时的新中国，处处遭遇封锁、处处面临质疑，而珠峰登顶的成功，让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永不言弃的精神力量。在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绝境重重的年代，中国人尚且能征服世界之巅，未来更无任何艰难险阻可以阻挡中国前行的脚步。
王富洲等人回到珠峰大本营。 图源：人民日报
1961年，中尼两国正式签署《中尼边界条约》，妥善解决了两国历史遗留的边境争端，彻底敲定珠峰边境归属。
更珍贵的是，这场攀登为中国的登山探险事业埋下了火种。这支200余人的队伍，从零起步，摸索出一套高海拔登山、极地生存、高原救援、高寒科考的实战经验，搭建了中国登山探险的基础体系，为后续珠峰科考、登顶任务奠定了重要基础。
66年传承：攀登不止
从1960到2026，66年如弹指一挥间。
66年来，中国人对珠峰的探索从未停歇。当年的英雄已渐渐老去，但他们用热血与生命铸就的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探险精神，始终闪耀在雪域高原，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探险者奋勇前行。
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精准测算出珠峰8848.13米的高度，让世界重新认识珠峰；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成功登顶珠峰，实现奥运史上前所未有的巅峰传递；2020年，中国登山队再度登顶，依托北斗卫星、国产测绘设备，测出珠峰8848.86米的最新精准高度。
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运动员索南罗布、罗则、侯生福、桑珠、大平措、贡嘎巴桑、次仁多吉、
阿布饮、潘多从北坡登上珠峰。 图源：新华社
昔日先辈用血肉之躯开创的北坡登顶之路，如今正被新时代的中国青少年接续前行——2025年5月，17岁的北京少年李浩榕，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成为中国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最年轻男性。
在另一侧的南坡，中国青少年取得的成就同样令人振奋——2023年5月，16岁的湖南女孩徐卓媛成功登顶；2026年5月20日，14岁的深圳女孩李冰蓝与15岁的深圳少年李子轩同日从南坡成功登顶，相继打破中国最年轻珠峰登顶者的纪录。
66年前，那批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年轻人用生命蹚出一条登顶之路。66年后，新一代中国少年也用他们的方式告诉世界：先辈们托举过的山巅，后继有人。从老一辈登山先烈以命相搏，到新时代少年乘风而上、续写荣光，不变的，是中国人不畏艰险、永不止步的攀登信仰。
珠峰巍峨依旧，攀登永无止境。让我们再次向先辈致敬，一代代中国人必将带着永不止步的攀登精神，向着更高、更远、更险的未知领域奋勇前行，续写中国攀登的传奇与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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