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专注石窟摄影的摄影师，
拍过精美宏大的知名石窟，
也拍过藏在乡野的民间造像。
他走进一座座古老石窟，
也走入周边的村落，
看传世石窟如何融入今日生活，
记录它们正经历的变迁。
二十余年自费寻访，
他拍摄了数万张精美、质朴的照片。
但他真正想留下的，
是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史书。
一石一千年，一窟一世界。
提起石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它们是公认的中国四大石窟，也是中国石窟艺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存。
但在这些声名远播的石窟之外，还有大量石窟、摩崖造像散落在中国广袤的山野和村落。它们的规模或许不大，造像也未必精美，却扎根一方水土，承载着当地人世代延续的信仰、记忆与生活。
20多年来，袁蓉荪走过中国20多个省区，反复寻找那些藏在田间地头、荒山野岭的石窟与摩崖造像。很多地方，连当地文物部门都不了解，要请当地村民带路，翻山越岭才能抵达。有些地方，他去过一次感觉还不够，会在多年后再次回来。
他曾经问过自己，一个已经存在千百年的石窟，文物部门会拍，研究者会拍，后来的人也会继续拍。作为一名摄影师，为什么还要一遍遍去拍？
慢慢地，袁蓉荪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他拍摄的，不只是石窟里的佛像，还有在石窟前晒谷子的村民，有在80岁寿诞专程到佛像前礼佛的老人，也有几十年来坚持守护一尊佛像的普通人。
这些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便是他想留下的东西。
与石窟相逢
袁蓉荪接受《牛人》栏目专访
1978年夏天，15岁的袁蓉荪，用自己挣到的第一桶金，买下一台海鸥4B相机。
那年暑假，自幼学习绘画的他，受成都猛追湾游泳场之邀，去给场内的冷饮店画宣传画。忙活整整一个假期，他挣到100多元。这在当时，对成年人而言，都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拿到这笔钱，袁蓉荪第一时间交给父母，父母却没有收，让他自行支配。于是，他用这笔钱，买下那台心仪已久的海鸥相机。
从那以后，画画和摄影便成为袁蓉荪少年时代最着迷的两件事。外出写生，他总是一边背着画板，一边带着相机。回到家，他就在厨房或卫生间，临时布置暗室，自己冲胶卷、放照片。
1982年，袁蓉荪在重庆大足石刻的半身卧佛前。 图源：袁蓉荪
1982年，袁蓉荪搭乘表叔的摩托车来到重庆宝顶山，第一次亲眼看到大足石刻。
面对眼前精美、神态各异的佛像，袁蓉荪觉得十分新奇，便拿起随身携带的相机，一口气拍完整整两卷120黑白胶卷。
大学毕业后，袁蓉荪进入部队单位，从事宣传和设计工作。虽然工作繁忙，但摄影始终没有离开他的生活。1988年，他在成都首次举办个人摄影展，此后还多次获得富士、柯达等摄影奖项。
拍得多了，袁蓉荪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名山大川的壮阔，固然容易让人产生视觉上的震撼，但这样的风景也容易被反复拍摄、不断复制。真正值得留存的影像，未必是那些气势恢宏的景象，有些不经意间遇见的东西，同样有它独特的价值。
“全国各地的名山大川、风景民俗，我也都走过、拍过。但后来总觉得，这些都不能契合我自己的内心。做摄影，总要找到真正有意义、值得去记录的题材。”
2003年，袁蓉荪决定辞职，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1984年，袁蓉荪在云冈石窟露天大佛前。 图源：袁蓉荪
成为自由摄影师后，袁蓉荪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寻找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此后的几年，他一直行走在路上，山川、村落、古道、人文景象，都在他的镜头中。
2005年，一次古镇探寻，让袁蓉荪把目光重新聚焦在石窟造像。
一天，他沿着一条山中古道行走。道路越走越深，周围的人烟也渐渐稀少。走到古道尽头，一处古代石刻造像出现在他眼前。造像已经风化，上面布满苔藓，时间留下的痕迹与现实中的山野环境交叠，动与静、自然与人文在此刻融合。
这让袁蓉荪不禁想起当年看到的大足石刻。他意识到，在中国大地上有着大量如此这般的古代石窟、摩崖造像，它们散落在山野、古道、村庄之间，并没有被真正看见。
“这些石窟和摩崖造像，既是中西文明交融的见证，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代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应该用影像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在2005年，我放下其他拍摄题材，开始专注于古代石窟与摩崖造像的拍摄。”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 图源：袁蓉荪
千山万水的寻访
自佛教传入中国，从新疆到敦煌，从云冈到龙门，一路留下了众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
四川、重庆等地群山环抱，古代交通并不便利，却未曾阻挡佛教文化的传播。也恰恰是在这样的山地环境，古人在山崖、洞窟之间留下了数量庞大的石窟与摩崖造像，让巴蜀地区成为中国石窟艺术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袁蓉荪首先把镜头对准巴蜀大地上那些散落于山野之间的石窟造像。许多石窟深藏在丘陵沟壑之间，远离人们熟知的景点。为找到它们，他一次次走进山野，循着村民的口口相传寻访、踏勘，积累下大量关于巴蜀石窟的影像资料。
位于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的塔坡大佛 图源：袁蓉荪
这些罕见的石窟影像，引起《中国国家地理》的关注。2009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推出“发现安岳石窟”专题，用28个页码集中刊发袁蓉荪多年拍摄的影像。专题刊发后，在业内和公众中都产生了较大反响。
2010年，大足石刻研究院邀请袁蓉荪拍摄大足石刻。同年，《中国国家地理》再次以28个页码刊发其“大足石刻”专题。
两次专题的刊发，让袁蓉荪更加坚定自己的方向：把镜头从熟悉的风景，转向散落在中国山野的石窟造像，沿着历史与文化的脉络，一处一处寻找和记录。
2011年，袁蓉荪在四川营山县透明岩悬崖上拍摄。 图源：袁蓉荪
20多年来，中国有石窟造像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袁蓉荪基本都去过了，有些地方甚至不止一次。
袁蓉荪并非漫无目的寻访，而是沿着佛教东传的古老脉络一路追溯：从西域的佛国故地，到河西走廊的咽喉要道，再到中原腹地的皇家大窟，最后到南方乡野的民间遗存。
他要找的，不只是一座座石窟和一尊尊佛像，更是石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一步步传播、演变、扎根的完整脉络。学绘画出身的他，甚至动手画了一张佛教石窟东传中国示意图，把一处处石窟重新放到同一张图上，让原本分散的地理坐标，逐渐显现出彼此间的联系。
这张图所绘，其实不仅是石窟的位置，更是一条延续千年的文化传播路径。从西向东，那些曾经沿着山川、河流和古道传播而来的佛教文化，在一座座石窟和摩崖造像中留下了痕迹。而袁蓉荪，则用自己20多年的光阴，通过行走和镜头，一点点把这些痕迹串联起来。
袁蓉荪手绘的《佛教石窟东传中国示意图》 图源：袁蓉荪
新疆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也是袁蓉荪跑得最勤的地方。从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到库车古龟兹地区的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再到和田地区的荒漠遗址，他沿着西域南北两道，一处一处地走。
最艰难的一次，是2019年寻访尼雅遗址——这处汉代佛教传入的重要节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普通车辆根本无法进入。
为了安全和补给，袁蓉荪租了两台当地的沙漠越野车，一台坐人，一台塞满矿泉水和方便面。塔漠里没有手机信号，没有路，更没有路标，车队在沙丘间颠簸穿行，夜里就住在考古队留下的地窝子里。在这趟旅程中，他亲眼见到汉代佛塔遗址，也在这些历经千年的遗存中，看见佛教初传中国时留下的历史痕迹。
夜色下的尼雅汉晋时期佛塔遗址 图源：袁蓉荪
西藏阿里的皮央东嘎石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石窟之一，也是佛教从克什米尔翻越喜马拉雅传入西藏的关键节点，有着和内地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
在海拔4100多米的地方，袁蓉荪背着相机、镜头和三脚架一步步往山坡上爬。洞窟里光线昏暗，要想拍顶部精美的藻井，三脚架架起后高度不够，角度也不对，他索性直接躺在满地碎石的地上，仰起头用广角镜头取景。
高原反应，加上一路剧烈攀爬，让袁蓉荪的心跳越来越快。面对眼前的景象，他难掩内心的激动，手也随之发抖，连按快门都稳不住，只能停下来，大口喘气，等心跳稍稍放缓再按下快门。
这张躺在碎石地上艰难拍下的照片，后来被《中国国家地理》“西藏专辑”选用，成为记录这条南线传播路径的经典影像。
皮央东嘎石窟的壁画与藻井 图源:袁蓉荪
沿着河西走廊往东，宁夏须弥山第51窟北周的“须弥之光”、张掖金塔寺绝壁上的北凉飞天、炳灵寺山崖的北魏造像……每一处石窟，都留下了袁蓉荪的身影。
金塔寺藏在马蹄寺深处的深山绝壁上，要爬240多级石阶才能到达。袁蓉荪背着器材，一路攀登。当他看到两窟北凉时期的中心柱造像，还有国内独一份的悬壁飞天时，只觉得一路的艰险疲惫全都烟消云散。
20多年的行走，面对各种困境早已是常态。很多乡野石窟都没有路，要靠当地村民带路，翻山越岭走几个小时才能找到。很多摩崖造像藏在深山，季节不对、光线不好，他就记下位置，隔年再来。有的地方，前前后后跑了七八次，只为等到一个最贴合心境的画面。
拍摄路上，袁蓉荪也有过不少委屈：2009年在安岳高升大佛拍摄时，因文物审批流程的争议，他拍摄完成的胶卷被当场拉出、曝光。多年的经验，让他理解基层文保的难处，却也难免觉得心痛、遗憾。后来，经过多方协调、补拍，才最终完成那组影响深远的安岳专题。
在重庆大足妙高山拍摄摩崖造像 图源：袁蓉荪
在袁蓉荪的镜头里，石窟从来不是沉默的石头。走得越多，他越在意那些与石窟朝夕相伴的人——守护它的人、生活在它周围的人，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
佛在人间
与那些由古代皇家敕令、官方出资开凿的大窟不同，巴蜀大地的很多石窟从诞生之日起，就长在人间。
它们或是一村几户人家集资开凿，或是一家几代人发愿雕琢，小的只有巴掌大，大的也大多隐在田间地头，成为村民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候，石窟与人的关系，甚至会因为一代人的命运发生改变。
安岳的孔雀明王像 图源：袁蓉荪
四川安岳的孔雀洞，藏着一尊宋代孔雀明王造像，四臂骑雀，造型罕见，是国宝级的摩崖造像。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尊国宝就“住”在当地村民周世夏家的厨房里。
20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全面铺开，周世夏一家分得这座破旧的孔雀庙。庙不大，正殿就是那龛孔雀明王，旁边隔出一间就是卧室，卧室后搭了个灶台，就算是他家的厨房。
周世夏从小就在佛像边长大，灶台边的风箱、檐下的柴火、锅里的饭菜香与庄严的佛像挤在同一空间，他早就习以为常。
文革时期，“破四旧”的红卫兵扛着炸药包赶来，要炸掉这尊“封建迷信”的佛像。周世夏站在佛像前不肯走，说：“这是我家厨房，我的卧室就在这儿。你们炸了它，我在哪儿吃饭？在哪儿睡觉？”
双方僵持许久，红卫兵终究没敢把民房一起炸掉，只好转头炸了旁边的七佛龛，孔雀明王造像就这样得以保留。从那之后，周世夏用秸秆、枯枝把造像严严实实地挡起来，守护了一年又一年。
周世夏拿着袁蓉荪送他的书在孔雀明王像前讲解 图源：袁蓉荪
很多年后，文物部门发现了这处国宝，便聘请周世夏做专职的文管员，24小时守在旁边。后来，国家启动文物保护工程，要将孔雀明王造像划为专门的文物保护点，要求周世夏从里面迁出，在旁另建居所。
虽然政府给予了相应的搬迁补贴，但补贴的钱并不够将新房盖起来。为了凑钱，周世夏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离家远行，去浙江打工。挣够钱后，他回到家乡盖起新房。虽然把家搬了出来，但人却依旧守在孔雀明王像边上。
安岳唐代释迦牟尼涅槃图 图源：袁蓉荪
在四川安岳卧佛院的唐代卧佛前，也站着一位守了一辈子的人——吴忠富。
这尊全长23米的涅槃佛，是世间罕见的左胁卧佛，头朝左而非常规的朝右，自唐代开元年间便静卧在山岩之下。可它被外界重新发现，已经是1984年。当时的生产队长吴忠富，被乡里找来负责看护。
“没有钱有什么关系，这是国家文物，我当然要保护。” 因为这一句话，吴忠富守在这里40多年。
袁蓉荪来到卧佛院时，恰好是秋天，佛像前的稻田满是金黄的稻谷，村民们忙着收割、晒谷，金灿灿的稻谷铺满一地，23米长的佛像静静俯瞰着脚下丰收的田野，人和佛像在同一片阳光里，和谐共生。
那个画面一下击中了袁蓉荪，他拍下卧佛与晒谷村民同框的经典照片。照片里，叉腰站在稻谷中的老人、低头劳作的身影与身后的千年卧佛融为一体。
村民们在佛像前晒谷子 图源：袁蓉荪
在一次次往返拍摄中，袁蓉荪和吴忠富成为好朋友。前些年，吴忠富还专门从安岳坐长途汽车到成都，带着两只自己家养的大公鸡，来看望袁蓉荪。
“我和他们的关系就是这样——我尊重他们，他们也支持我、帮助我。因为他们从小生活在这个环境里，把这些文物看得很重。我去记录他们的生活，记录这些文物的现状，经过传播，呼吁国家保护，对他们的待遇也有所提高，所以他们对我也很友善。”
相比孔雀明王像和卧佛院的幸运，四川丹棱刘嘴石窟的故事，则多了几分叹息。
那是一处唐代开元年间的摩崖造像，刻在田间一个大石包上，四周环绕成片的柑橘林。2011年袁蓉荪去拍的时候，老乡龚国泰正背着喷雾器在林子里给果树打药。阳光穿过叶隙，落在佛龛上，安静得像一首田园诗。
刘嘴石窟前，龚国泰正在给柑橘林喷洒农药。 图源：袁蓉荪
袁蓉荪站在田埂边看了很久，悄悄按下快门。那时候，这里几乎没有外来人，路也很难走，整片果林里只有龚国泰一个人，和一整山的佛像静静相对。
可仅仅过了一年，佛头就被盗走。后来案子告破，佛头被追了回来，一直存放在文物局的库房。等袁蓉荪再去的时候，柑橘林砍了，空地修成了广场。如今，石窟造像四周又围上了高高的钢质栏杆。那个果树飘香、农人劳作的画面，永远只留在他的底片上。
佛头被盗割，柑橘林也变成了围栏。 图源：袁蓉荪
这样的故事，在袁蓉荪拍摄的20多年里，还有太多太多。
四川内江东林寺的千手观音像前，袁蓉荪拍下80岁的顾婆婆在生日当天，带着一家人和街坊邻居祈福的画面。
可没过几年，寺庙被拆除，千手观音被脚手架和安全网团团围住，一围就是十几年。围挡的绿网褪色成灰网，灰网再烂成碎条，只剩钢管架立在荒草里。即便如此，每逢初一、十五，依然有老人穿过荒草，到脚手架前敬上一炷香。
2012年，人们在东林寺唐代千手观音像前祈福。 图源：袁蓉荪
这些人，这些事，这些细碎的日常与温热的烟火，构成袁蓉荪镜头里最独特的部分。他拍的石窟，不仅是文物，更是生活，是信仰，是千百年里人和石刻相互陪伴、相依相存的时光。
“石窟造像为什么能在中国流传千年？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心愿，一代接一代自愿开凿、出资供养，它和中国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
摄影人的坚持
拍摄石窟20多年来，袁蓉荪出版过不少主题画册，也发表过大量专题作品。其中一系列记录着文物守护故事与山野人间烟火的创作，他起了一个名字——空谷妙相。
空谷，是那些人迹罕至的山野沟壑，是清幽寂寥的山林天地；妙相，是山崖上庄严的造像，是流转千年的石刻艺术。袁蓉荪把这4个字凑在一起，意在表达这是信仰与烟火的交融——佛在空谷，相在人间。
2017年，在河北南响堂石窟外拍摄。图源：袁蓉荪
这个“空”字，在袁蓉荪心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
“佛家讲'缘起性空'，这个'空'不是没有，而是无常。万事万物都在变化，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石窟会风化，会损毁，会被盗割，身边的人会老去，村庄会变迁，这些都是无常。”
袁蓉荪见过太多这样的无常：精美造像一夜之间失了佛头；千年古寺转眼只剩荒草；热闹的佛龛前围起冰冷的栏杆；守了一辈子佛像的老人，慢慢白了头发。
但正因看清了无常，袁蓉荪才更懂得记录的分量。
“作为一个摄影人，我能做的不多，就是趁这些东西还在的时候，多记录一点。至少以后的人看到照片，能知道原来这些石窟不是孤零零的在世间，它是活在人们生活里的。”
2019年，拍摄重庆大足石门山石窟。 图源：袁蓉荪
从2005年专职拍摄石窟，到出版《空山》《空谷妙相》《佛窟中国》《巴蜀石窟》等一本本图书画册，再到“空谷妙相”的展览从成都走到北京、上海……越来越多人通过袁蓉荪的镜头，看见藏在山野里的中国石窟，也看见石窟背后的人间。
如今，袁蓉荪已年过花甲，但他还像从前那样，喜欢往山野里跑。重要的地方，他隔几年就要再去一次，拍造像的风化与变迁，也拍周边的人、事更迭。对他而言，石窟摄影早就不是一份职业，甚至不止是一份热爱，而是融入到他生活、生命的日常与必然。
“这些石窟造像，看着是死的石头，可你把它放到山野里、放到生活里，它就活了，有了生命的轮回。所以我觉得，摄影的本质就是记录，能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留给后面的人，就很有意义。”
在袁蓉荪看来，石窟文化就是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史书。 图源：袁蓉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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